歙县民间汪华崇仰习俗(8)

向汪王父子许愿，求消灾赐福的极为普遍，当年家口平安，所求遂愿，第二年即抬猪至坛场宰杀，以血酬神还愿。据已故程万里老先生告，民国时歙东洪村口每年汪公祭要杀还愿猪三百多头。此外，到庙里求签问吉凶的也不少，歙东蓝田贵金庵、歙南昌溪忠烈庙汪公座前都设有签筒。向汪公求签，不仅普通百姓乐此不疲，连元末明初歙县大学者姚琏也信。兹摘录《武擔姚氏上门支谱》[10]所载姚琏家求签卜葬事。

姚琏之父名茂实，一名万三，字秀甫，号筠隐，曾辟为宪掾不仕归，自深渡迁至渔梁筑室居，后置有别业于紫阳山。生五子：廷绣、廷观、廷用、廷柱、廷杰，廷用即姚琏。元泰定四年（1327），其家从歙南昌溪太湖丘买得一处风水宝地，其墓地卖至他家已是第三家。元天历二年（1329）茂实去世，次年，姚琏兄弟扶父、祖两代灵柩至昌溪下葬，却有仇家唆动百余人至墓地助第二买主闹事，几酿械斗，相持数月始平息。至顺元年（1330），再次卜吉十一月初三下葬，不料第一买主又起诉讼。经打点官府、地保、里正斡旋始止讼。两次风波花费二百五十余金，已与墓地正价相等。重新议葬时，却有地师说其墓地“山运未通”，不利下葬，兄弟达不成共识，遂又搁下。延至元统元年（1333）秋，姚琏长兄廷绣去世，姚琏与二兄廷观商议，葬事不宜再拖，兄与弟虽觉有理，但仍惑于术士之言，迟疑不决。最后，兄弟斋沐，同赴昌溪忠烈庙拜祭八老爷求签。得签语曰：“晓雨初晴映锦溪，重重喜气照朱扉，蟠桃一颗犹难得，何况东风绽两枝。”其签解云：“迁宅安坟，富贵长寿。”葬事遂行。葬后，廷观执笔写成《昌溪太湖丘先茔源流叙》，详细地记叙了墓地买进前前后后多起墓葬风波，抄成八帙，兄弟子侄人手一帙保管。

歙县遗存的一些山、水、村、地名，也体现了历代歙县人对汪王父子的崇仰。府、县城交界的乌聊山，因山上建有忠烈庙，“俗因呼为汪王庙，并称乌聊山曰汪王山”[11]。渔梁坝上有相公潭[12]，纪念九相公而名。歙南街口八老爷庙，民人慕神灵，筑室附居之，日久成村，至今村称八老庙，曾是原街口区公所驻地。[13]歙西槐塘，“旧名华堂，唐时避越国公讳改今名也”。[14]据歙南岑山渡村程学福先生存《新安岑山渡程氏支谱》载，南宋时程元凤祖父程子玘筑室于村大塘边，效晋王祐植三槐于庭故事，植三槐于塘边，“槐塘之名自公始”。据此，改村名似非“唐时”，亦非避讳。但程子玘植三槐时家声并未显赫，若非乡里避讳已决定改村名，因他植槐而易村名似不太可能，今之槐塘程氏后裔皆传是程元凤塘边植槐而得槐塘村名，似可为侧面佐证。歙县棠樾，村名更易也有意思。据鲍树民、鲍雷著《坊林集》，棠樾原名唐越，村中残存古墓碑皆书“唐越鲍氏”。作者认为先祖鲍安国是汪华姐夫，村郊龙山，“唐越国公行祠”在歙县六所行祠中香火最为旺盛，唐越村名由此而来[15]。后人又据周召伯巡行南方，解决百姓疾苦，曾偶舍甘棠树下的“甘棠遗爱”典故，改唐越村名为棠樾，虽不知其改村名动机是否出于避讳，但用“甘棠遗爱”典故改名，仍无损对汪王的崇仰则无疑。鲍树民先生告诉笔者，直到晚清，棠樾村仍有人写对联时落款：“唐越鲍xx书”，在农具上仍写“唐越村”。所以，《坊林集》写道“‘唐越’演绎为谐音的‘棠樾’，命名的主旨都是为了纪念先贤，歌颂德政”。

民国十九年（1930），建设界牌岭至岩寺公路，传说吴山铺路段原拟直线从吴山铺村穿越，村边吴青山汪氏迁徽始祖汪澈、显祖汪道献墓正在公路线上，这激起了徽州六县民众非议，各县派出代表请愿保墓。时任国民党徽州中区书记的汪满田人汪启疆是歙县请愿代表之一。省国民政府迫于舆论，只好改线，辟墓后山岭为路，拐了一个大湾，这段公路现状至今未变，汪满田村一些老人至今仍津津乐道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