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水陶的艺术特色与文化内涵

一、建水陶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最早通过化学变化将一种物质改变为另一种物质的创造性活动，也就是把制陶用的粘土，经水湿润后，塑造成一定的形状，干燥后，用火加热到一定的温度，使之烧结成为坚固的陶器。它的出现，是人类社会从旧石器时代进入到新石器时代最根本、最重要的标志。中国是世界著名的陶瓷古国，各地丰富的民间制陶技艺及其特有的艺术特色，构成了我国丰富多彩的陶文化。特别是精湛的制作技艺和悠久的历史传统，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物质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①。

建水陶的滥觞可追溯到约3500年前的滇南新石器时代，元、明时期改烧青釉、青花陶器。约于明末清初，建水陶在当地文人的参与下逐步开创、形成并确立了“无釉磨制” 、“刻坯填泥”的制陶工艺，由此建水陶渐由地方性民间制陶工艺，升华成为了工艺独特、特色鲜明、内涵丰厚的独立的陶的艺术，它不再以日常使用为最终目的，而更多的是满足于人的审美需求，建水陶艺术是一种具有明显创作观念和文化内涵的艺术造物活动。

二、建水陶的自然、文化生态环境

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名陶之乡”——建水，位于云南省南部，红河中游北岸，滇东高原南缘，隶属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面积3789平方公里。地势南高北低，并由西向东倾斜。南部高山为红河与南盘江的分水岭。北回归线横穿建水南部而过，长年无霜，光照充足，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因县境呈立体地形，境内生物和矿藏资源丰富，非金属矿产煤、石膏、陶土、粘土产量丰富，特别是建水陶土中氧化硅、氧化铁含量特别高，焕文山核桃园产碗花石，即钴土矿，为制作陶瓷器重要的青花颜料。旧志记载：“昔江西景德镇人尝购以饰瓷器。”②

建水虽地处滇南极边之地，但其文化生态深受传统汉文化的影响。自元以降，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改建水为建水州，隶属临安路。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在建水置临安广西道宣抚司，后改为临安广西元江等处宣慰司，辖临安、广西（今泸西县）、元江等路军政事务，并设军事机构统领滇南军务。军队的进驻，使汉族人口大批迁入建水，给边陲之地带来中原先进的营造和农耕技术。加之临安广西道宣抚张立道首建庙学于建水，创滇南以汉学经典为教化之始。从此，直至民国年间，建水一直是滇南的政府、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

尤其明代是汉文化在建水迅速发展和繁荣的重要时代。明朝统治者在治理云南时注重对少数民族进行文治教化。洪武初太祖朱元璋就曾说：“云南、四川边夷土官皆设儒学，选其子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使之知君臣父子之义，而无悖礼争斗之事，亦安边之道也。”③因而明王朝在进行武力征服的同时，又兴学建校。洪武初很快恢复了元代所建的临安府府学，作为培养地方人才的最高学府。另一个原因是，云南在明初就已成为安置谪迁官吏的理想地区。自洪武十五年监察御史章良因罪左迁云南府儒学教授以来，有许多官吏被谪发云南，他们中大多数是博学多才、工诗善文、深谙儒家经典的文人学士，从经史诗文、词曲音韵，到金石书画无所不包。这些官吏谪迁云南，有的就在学校任教职，有的做地方官，成为传播汉文化的重要使者。历史上，王奎、韩宜可、杨慎、王文治等著名学者都在建水开办书院，讲学授徒，并培养了诸如“杨门七子”这样的大批崇尚汉文化，精通儒学的各族人才。因此，建水近800年来来深受中原汉文化的熏陶濡染，并逐渐形成以汉民族文人文化为正统的文化观念。“士秀而文，崇尚气节，民专稼穑，衣冠礼度与中州等④”。明清两代，建水共出进士111名，史有“临半榜”之称，因而建水有“滇南邹鲁”、“文献名邦”之美誉。作为地方文化艺术代表的建水陶，自然深受传统文人文化的影响。

古往今来，建水就是多民族的聚居地，各民族和睦相处，互相帮助，形成汉文化与彝、回、哈尼、傣、苗等少数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又和而不同多元边地文化。建水丰厚的文人文化、民间文化所构成独特的文化生态是建水陶制作技艺和艺术特征产生、发展和传承的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