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太后与北魏末期佛教发展(5)

二、北魏末期佛教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北魏末期佛教的兴盛，促进了文化的融合与积淀，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佛教文化，为中华文明增添了光彩夺目的瑰宝，对于国家安定和人民幸福，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一）、北魏末期佛教的兴盛，对中国儒学和道教起到了推动作用。自汉以后，中国基本上是以儒学立国。儒家反映的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天人关系和宗法关系，因而有稳固的社会基础。敬天和祭祖是宗教的主要形态，忠君和孝亲则是主要的伦理观念，“食色性也”，受到肯定，所以本质上是人世的。佛教视家庭为牢笼，把色与食视为“欲”的标志，是一切堕落的根源，因而以从世间解脱为旨归，以出世为高尚。儒释的这一对矛盾是所有其它矛盾的焦点。道教在思想上是儒家的帮手，但在宗教观念上，却弱于佛教。因而佛教充分发挥了它的多面性和灵活性的适应能力。它的世界观有批判的否定的一面，既能为空幻和虚无者提供消极遁世的人生哲学，也能为不满现状、企求改革者提供批判的武器；它的世界观也有肯定的积极的一面，既有心性本净说，提倡内省思维，起稳定社会人心的作用，也有心性杂染说和心本无性说，强调后天学习和个人修养的决定性意义。这些，都可以用改变个人思想认识和调整心理情绪的方法，使人们适应环境的剧烈变化，缓解和调和同外界的冲突。

北魏末期由于大量的佛教传入，对道教、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产生了重要的渗透作用，以至于在此后的隋唐时期，各宗并畅，构建了富有中国独特色彩的禅宗、天台宗、华严宗，力主“心性本净”和“心性本觉”，一转印度佛教“心性本寂”的强烈出世倾向，将出世与入世的关系放在了不即不离的恰当位置，为中国士大夫阶级提供了平衡儒家“修齐治平”与道家“遁迹出世”的思想依据。同时，也为近代人生佛教，特别是“以出世心态行入世之道”准备了理论基础。近代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思想家，无论是章太炎、谭嗣同，还是康有为、梁启超，都不约而同地在佛教思想宝库中觅到构建学说的养料。这一切无不说明佛教思想体系对中华哲学思想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如今只要是有志于研究考察中国哲学思想者，就必须研究中国佛教思想，否则必定是有缺陷的、不完整的，甚至是无法把握和探究的。

（二）、北魏末期佛教的兴盛，促进了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北魏末期佛教迅速发展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同时表现在外来文化对本地文化的渗透和影响方面。随着佛教的兴盛，伴随而至的是西域和印度的文明成果。中国雕塑、绘画艺术的杰作，如敦煌石窟、龙门石窟以及陇东石窟中的作品，在创作思路、手法上均受到了印度艺术的影响，从而也间接地受到了希腊艺术的影响。尤其是胡太后派宋云与惠生前往印度取得大乘经论一百七十部，极大地推动了译经事业的发展，随着大量佛教典籍翻译为汉文，也给汉文带来了众多的新鲜语汇，丰富了汉语的表达能力，如“三昧”一词，现在已成了汉语中表示精髓、奥秘、要旨的词汇。又如，随着诵经的开展和普及，印度的“四声”已成了汉语的基本发言标准。至今中国孩子一进小学，就要学习“平上去入”四声。总而言之，随着佛教的传入，中印两大文明体系真正得到了一次互相交流、互相补充的机会，其交流之广遍及当时的各个学科，如文学、农艺、手工业、艺术、逻辑、医学、音韵等。由此可见，佛教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