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太后与北魏末期佛教发展(4)

胡太后对佛教的重视，极大地推动了北魏末期佛教事业的迅猛发展，洛阳龙门石窟的营建就是于这一时期进入高潮的。龙门石窟始凿于太和十七年（493），景明初（500），著名的龙门三窟（即为孝文帝、文昭皇太后和世宗而建的三个洞窟）开始动议建造，到正光三年（523），在胡太后的支持下才得以基本完成。期间，胡太后于熙平二年（518）亲率文武群臣临幸龙门石窟，以示她对佛之虔诚和对石窟营造事业的重视。在胡太后执政的短短十余年间，龙门石窟涌现出一大批中小型窟龛，如龙骧将军洞、来思九洞、弥勒北一洞、弥勒北二洞、地花洞、六狮洞等。药方洞和唐字洞也开凿在此时，只是未竣工而已。这是龙门开窟造像的盛期，也是龙门石窟史上的第一个造像高潮。

在佛教昌盛的社会氛围下宦官、诸王、官员、僧人也纷纷建寺院。甚至为了表示对佛的虔诚，也出现了上自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都争先恐后地将自己的住宅舍出来作为寺院，并且形成了一股风气。长秋寺是因宦官刘腾“初为长秋卿，因以为名”。在东阳门内一里御道南的昭仪尼寺；魏昌尼寺是“阉官瀛州刺史李次寿所立也”；石桥南道有景兴尼寺，“亦阉官等所共立也”。清河王元怿修建的景乐寺，“以是尼寺，丈夫不得入。得往观者，以为至天堂”。元怿死后，“寺禁稍宽，百姓出入，无复限碍”。元怿弟元悦又对景乐寺“复修之”。元怿还在洛阳城西建融觉寺，规模也较大，“有五层浮图一所，与冲觉寺齐等。佛殿僧房，充溢一里。”彭城王元勰修建的明悬尼寺在洛阳城东。外戚冯熙“自出家财在诸州镇建佛图精舍，合七十二处”，他还在北邙山建北邙寺，“其碑文，中书侍郎贾元寿词，孝文频登北邙寺，亲读碑文，称为佳作”。此外广陵王所建的龙华寺、北海王所建的追圣寺与胡太后所建的秦太上公寺被称为京师洛阳的三大名寺。另外一些地方官员也大力兴建寺院。洛阳城东的龙华寺、正始寺和景宁寺都是官员所建。“龙华寺，宿卫羽林虎贲等所立也。”正始寺因是“正始中立，因以为名”。景宁寺“太保司徒公杨椿所立也”，洛阳城南的招福寺和正觉寺也是官员所立。三公令史高显洛在利民里地下挖出黄金百斤，根据黄金上的铭文，“遂造招福寺”。正觉寺是“尚书令王肃所立也”。

从北魏末期洛阳寺院建设的情况可以看出，因为佛教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多个层面，引起了全社会的崇佛盛行。从公元516年到528年，胡太后临朝执政的13年时间里，佛教从内容到规模，从艺术到实际都得到迅速发展和丰富，佛教信仰日益深入到社会的下层，逐渐成为各民族、各阶层的普遍信仰。普通百姓出家为僧侣的日渐增多，社会各阶层人士也广建寺院，到了魏末，仅洛阳有寺院一千三百七十六所，各地寺庙达三万有余。《魏书·释老志》说：“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佛教的兴盛，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寺院经济的发展，据《释老志》言，公元518年，洛阳城内佛教寺院已超过五百，而且“空地表刹，未立塔宇，不在其数。”洛阳民宅被寺院占去三分之一。

另外，胡太后还注重同西方佛教文化的交流。公元518派遣崇立寺沙门惠生、敦煌人宋云入印度求取真经。正光三年（公元522年）宋云等人取得大乘经论一百七十部后回国，极大地丰富了北魏佛教的实质与内涵。宋云等人去印度求取真经要比唐代僧人陈祎（法名玄奘）早数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