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伯族第一次大规模南迁老都城盛京驻防(2)

第一，锡伯族被清政府从蒙古旗中“赎出”编为七十四牛录，分驻齐齐哈尔城二十四牛录，伯都讷城三十牛录，乌拉吉林城二十牛录，是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赎出”总数为一万四千四百五十八名，锡伯外，还有卦尔察和达虎尔。除老人、幼童及家奴外，可披甲者共一万一千八百一十二名。共编八十四牛录，卦尔察十牛录，锡伯七十四牛录，这与碑文所记七十四牛录相符。

驻齐齐哈尔二十四牛录，其中锡伯十九牛录，兵丁二千八百五十名，达虎尔五牛录，兵丁七百五十名。因达虎尔在科尔沁时任官者少，其五牛录佐领亦由锡伯人委任，故统称二十四牛录为锡伯牛录。其中披甲一千二百名，附丁二千四百名，都是从附近居住的锡伯、达虎尔人中拣选的。这方面在锡伯族家谱中就有记载，如边台韩姓家谱载有：“哈什胡里氏，初定居黑龙江所属（将军）墨尔根城和雅鲁河流域时，始祖雅奇布有二子，长曰乌苏布，次曰乌苏买。乌苏布一支，移居白旗堡地方。乌苏买有二子，长曰鄂尔布，次曰鄂尔胡买……康熙皇帝施恩由蒙古王公台吉处赎出锡伯人众，并将鄂尔布之子苏色、巴果牢、巴海、鄂尔胡买之子富尔塔、布得库等，允准认丁，拨往齐齐哈尔驻防，在此处编牛录，住六七年之久”。

移驻伯都讷新城三十牛录。披甲二千名，是从伯都讷附近拣选的；附丁二千名，是将散居科尔沁王所属地方，西拉木伦，养息牧及辽河流域的锡伯人，都集中起来，依次安置于伯都讷附近。另又从伯都讷兵丁内拨披甲五百名，附丁一千名，移驻松花江与嫩江汇合处附近北岸绰尔门地方。此两处驻丁均归伯都讷副都统管辖。

移驻吉林乌拉二十牛录。披甲一千名，附丁二千名，都是就近从锡伯人中拣选的。此二十牛录兵丁，归宁古塔将军佟宝管辖。

上面移驻齐齐哈尔、伯都讷、吉林乌拉三城的锡伯官兵七十四牛录，他们的任务是：驻防城池，坐卡巡边、保护台站、防范盗贼；其附丁则自备耕牛籽种，开垦种田。其中一半供养披甲，一半交纳官粮。

第二、康熙三十七年（1692年），玄烨皇帝巡幸东北后，命齐齐哈尔锡伯人迁至归化（呼和浩特），后因归化缺少粮食改迁盛京（沈阳），命伯都讷锡伯人迁至盛京，命乌拉锡伯人迁至京师（北京），这样，刚被移驻齐齐哈尔等三城不到七年的锡伯族，又被令举族迁徙，是在康熙三十八年、三十九年、四十年的三年间进行的。锡伯家庙碑文记载的康熙三十六年、三十七年、三十八年有误，均早记了二年。

刚移驻齐齐哈尔等三城的锡伯人为何要迁往盛京与京师呢？迁徙办法及途中遭遇又都如何呢？

首先，康熙帝巡幸看到的“盛京、乌拉官兵，不知法度，风气极坏，将军惧于协领、章京而不管束，协领、章京惧于兵丁而不管束，不象围猎之兵”；“将军、副督统、协领、章京、骁骑校并不效力，甚属可恨”。特别是锡伯官兵“未能致死效力，以报皇上之恩”，更不能令皇上容忍。于是，便将愤怒全发泄到锡伯人身上来，予以制裁。

二年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内务府等衙门的咨文对此可以说讲的淋漓尽致：“锡伯等原系科尔沁之奴，为科尔沁纳贡服役不堪生存，蒙皇上眷佑，不惜钱粮，支银数百万两，将伊等自科尔沁赎出，安置于乌拉等地。驾临乌拉时，锡伯等本应致死效力。以报皇上之恩。因并不效力，又丝毫不懂道理，故将锡伯等迁至盛京、锦州等处及京师诸城，均分至八旗兼管，令其披甲、俾学道理”。并且，“将锡伯、卦尔察内补放之佐领、骁骑校，概行革职”。很清楚,这次的制裁是利害的。可以想见，锡伯人到盛京等地后就是“分到八旗兼管”，实行“分而治之”了。

其次，迁徙所用车马、粮食均自备。命伯都讷、乌拉的锡伯人不误农时，于春耕前迁到盛京、京师。之后齐齐哈尔锡伯分两队，首队十二牛录锡伯人等，在春耕前，迁到乌拉境内，利用伯都讷，乌拉已迁走锡伯人等现成田舍，选择肥沃之地耕种。俟收获后，食其所获之粮，迁至盛京。明年迁移之一半锡伯人等，亦照此迁徙。此种情形，在锡伯家谱中就有记载。边台韩姓锡伯家谱云：“后由齐齐哈尔迁来时，乌苏布、鄂尔胡买等，在伯都讷地方又住了三年。于康熙三十九年，再由伯都讷迁入盛京，编入牛录当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