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佐酒话重阳(3)

糕诗酒帽茱萸席

旧日重阳日。叹满城、阑风去雨，寂寥萧瑟。造物翻腾新机杼，不踏诗人陈迹。都扫荡、一天云物。挟客凭高西风外，暮鸢飞、不尽秋空碧。真意思，浩无极。

糕诗酒帽茱萸席。算今朝、无谁不饮，有谁真得。子美不生渊明老，千载寥寥佳客。无限事、欲忘还忆。金气高明弓力劲，正不堪、回首南山北。谁弋雁，问消息。

——魏了翁《贺新郎·九日席上呈诸友》

在宋代历史上，魏了翁或许是一个被忽略的存在，并不为世人熟知，其人在清朝雍正年间配享孔庙，一直被视为“理学名臣”。然其一生事业，岂是区区四字所能概括？权臣韩侂胄仓促北伐，众人噤声，魏了翁人微言轻，却敢当廷反对。30年后，蒙古铁骑侵犯南宋边境，宋理宗遍视群臣后，派遣魏了翁督视江淮京湖军马，御笔写下一首唐诗赐给他：“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西山。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魏了翁果然不负众望，是南宋末年少数有实力力挽狂澜的能臣。

这首《贺新郎》是他晚年一个重阳节所作，上阕里的“真意思，浩无极”是其理学气息的一面，下阕里的“金气高明弓力劲，正不堪、回首南山北”则是他忧国济世的一面。而词中“糕诗酒帽茱萸席”则流露了宋朝重阳节的又一个风俗——“重阳糕”。

重阳糕最迟在南北朝时期便是重阳必食之物了。南北朝《荆楚岁时记》曰：“九月九日，四民井籍野饮宴。九月九日宴会，未知起于何代。佩茱萸，食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其中“食饵”即指吃重阳糕，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对“饵”的解释是“粉饼”，扬雄《方言》则称：“饵，或谓之糕。”汉魏六朝时期，糕是用米粉制作，饼则是用麦粉。可见“食饵”应是起源于南方。重阳“食饵”又被称为“蓬饵”，糕点里面添加了蓬草。《西京杂记》中言“食蓬饵以祓妖邪”，看来汉魏百姓认为重阳节吃重阳糕，可以祛除“妖邪”之物。

宋人喜食各类面食糕点，不论南北，皆是如此。南宋《梦粱录》记录临安城饮食的章节专门提到：“最是大街一两处面食店及市西坊西食面点，通宵买卖，交晓不绝。”临安城里卖糕点的小店小摊，生意极好，通宵营业，可见市民对面食糕点的情有独钟了。

宋人更是让“重阳糕”的饮食文化细腻生动起来，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了重阳糕的做法：“（重阳）前一二日，各以粉面蒸糕遗送，上插剪彩小旗，掺饤果实，如石榴子、栗子黄、银杏、松子肉之类。又以粉作狮子蛮王之状，置于糕上，谓之狮蛮。”从中可以看到，重阳糕就是一种“粉面蒸糕”，但是上面装饰了彩色小旗，还掺杂了石榴籽、栗子、银杏等，还用面粉捏出狮子等吓人的形状——这估计是“食蓬饵以祓妖邪”的古风吧。此书甚至记载：“重九日天欲明时，以片糕搭小儿头上乳保祝祷云，百事皆高。”虽然荒诞不经，但也保留了宋代重阳民俗的有趣细节。

宋人《邵氏闻见后录》有一则“不敢题糕”很有意思，“刘梦得作《九日诗》，欲用糕字，以五经中无之，辍不复为”。刘梦得即是唐朝“诗豪”刘禹锡，他在重阳节写诗，本想写写重阳糕，但疑惑于儒家经典里面没有“糕”字，怕有违用典之诗法，于是那首诗也没写成，被时人嘲笑“刘郎不敢题糕字，虚负诗中一世豪”。

或因如此，唐宋诗里面提及重阳糕的少之又少，而宋词则不然，毕竟是“小道也”，大可多多涉猎人间烟火，不必像写诗那么正襟危坐。所以，即便是“理学名臣”魏了翁，照样也在自己填的小词里提到重阳糕，且置之首座——“糕诗酒帽茱萸席”。

未曾想，宋亡之后，这块普普通通的重阳糕，竟成为宋朝遗民追忆天水一朝的故国风物。元初丘葵在一个重阳日写下“浮蚁共伴今日醉，食糕空忆太平时”（《九日》）。

“糕诗酒帽茱萸席”，最后聊聊茱萸吧。

对于当代中国人而言，茱萸是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植物，要说熟悉，“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虽儿童亦能熟诵；要说陌生，估计能识得茱萸形貌的人不多吧。至于茱萸的别称越椒、艾子，更是让人不知其为何物了。

古代重阳节除了头簪菊花的习惯，另有头戴茱萸的风俗，目的是为“辟邪”。晋人周处《风土记》载：“九月九曰谓为上九，俗尚茱萸到此日气烈，熟色赤，可折其房以插头，云辟除恶气而御初寒。”

至于重阳佩戴茱萸“辟邪”的来历，南朝吴均《续齐谐记》言之凿凿：“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曰：‘九月九曰，汝家中当有灾。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除。’景如言，齐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于此。”当然了，正如此书书名，这不过是一个小故事。

这种源于远古的节日风俗，已经很难考证其起源了，私以为佩戴茱萸或许也是楚风，古代楚国称茱萸为“榝”，屈原《离骚》有云：“椒专佞以慢幍兮，榝又欲充夫佩帷。”可见，此物本属恶草（从名字里面的杀气重重便可得知），君子不应佩戴。后来或是“以毒攻毒”的老法子，茱萸摇身一变成为民间“辟邪”之物。一直到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依然声称“（茱萸）悬其子于屋，辟鬼魅”。

唐人或许还有重阳佩戴茱萸的习惯，到了宋朝，则更多是以之入酒。南宋《梦粱录》载：“（重阳）世人以菊花、茱萸浮于酒饮之，盖茱萸名辟邪翁，菊花为延寿客，故假此两物服之，以消重阳之厄。”宋人真是风雅有趣，叫菊花“延寿客”，给茱萸则起了“辟邪翁”的绰号。

或许是宋人更看重及时行乐，因而忽略了茱萸传说中的辟邪功能，以之入酒，虚应故事，更多则是把它与菊花一起观赏。苏东坡的“此会应须烂醉，仍把紫菊茱萸，细看重嗅”（《醉蓬莱·重九上君猷》），所写正是此情此景。当然了，这句宋词也是化用唐诗，杜甫那句“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九日蓝田崔氏庄》），实在是过于经典，东坡前面加了半句“此会应须烂醉”，方有几分宋人坦白不羁的味道，在后面又提笔写下“来岁今朝，为我西顾，酹羽觞江口”，明年的重阳节，不能与诸君重聚痛饮了，记得在江口为我倒上一杯酒啊！使后人读之，顿觉豪迈。这就是东坡胜过唐人之处吧。宋词里的重阳节，也因此在欢聚的深情之中，平添了几分豁达与从容。

“耆老者六七人，相与会于城中之名园古寺，且为之约：果实不过五物，殽膳不过五品，酒则无算。以为俭则易供，简则易继也。命之曰‘真率会’。”（吕希哲《吕氏杂记》）每当读到这样的史料，我都会感慨宋朝的市井如此简单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