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与中华民俗文化

瘟疫是中国古代对各种流行性急性传染病的总称。它是危害人类生存的重要灾害之一。远古以来，人类与瘟疫为伍，很多民俗、文化现象浸润着瘟疫的印迹。在中国，从文字、舞祭乃至民俗节日，许多都与瘟疫有关，可合之成为一种瘟疫民俗文化。

一、中国文字学中的瘟疫

瘟疫，是细菌病毒等病源微生物在与人动物躯体一同进化的过程中，随时对人类进行侵袭形成的可怕灾难。考古学家已经在一块距今9千万年的鸟类化石中找到了传染病的证据。约在1万年前，游牧民族开始定居下来并驯服一些动物：猪、马、牛、羊，这些动物为人类带来新的致病微生物；农业的发展森林的开发和人类其他生产活动引发一些新的群体性疾病，并传播一些动物疫源性疾病成为瘟疫；迁徙和战争等活动，加剧其传播和扩散。

从远古开始，瘟疫、战争、饥荒都是危及人类的灾难。佛家称此为“三灾”（又将水、火、风之灾称为大三灾）。古人对瘟疫的观念，从汉字的演化中也可以展示出来。在甲骨文中，就有“疾年”的记载（见《殷墟书契》前编六十一），指的是瘟疫。在《周礼·夏官·司爟》中，又称为“时疾”。“疠”字已见于《尚书》、《山海经》和《左传》。如《尚书·金滕》言“遘疠疟疾”，《山海经·东山经》记有珠鳖，“食之无疠”，《左传·哀公元年》言“天有灾疠”。郭璞注《山海经》说“疠、疾疫也。”可见，在殷周之际，瘟疫又称“疠”。至战国以后“疠”字渐用其引伸义，为“疠风”（即麻风）之疠，如《墨子·兼爱下》云：“今岁有疠疫”，此处之“疠”，应读音作“赖”，指疠风，即《说文》所云：“疠，恶疮疾也。从疒，厉省声。力大反。”

此种传染病之流行，因多发于囚徒奴隶之中而称“温”。“温”本作“皿”，是囚犯或奴隶的代称。《诗经·小雅·小宛》言：“温温恭人，如集于木。”言被上手栲（恭）的囚犯或奴隶，被缚在大木上，没有自由。故最早的温字写作“皿”，从“囚”、从“皿”。是囚徒或奴隶。因而把囚犯或奴隶们患传染病称作“皿病”。

《说文》：“仁也，从皿以食囚也，官溥说。”官溥的这个解释是对的以皿食给犯人或奴隶以体现其温暖仁义。因囚徒群居患病易互相传染，故把囚徒间发生传染病用“皿”来称谓。至战国时开始把“ ”字加水旁为“温”字了。如楚国宋玉《风赋》言：“殴温致湿，中心惨怛，生病造热。”因温病多起于囚徒牢狱中，故又有“牢温”之称。这是西晋以前的病名。

南北朝以后，“疒”旁取代假借的字增多，“温”字作为传染病的字创演为“瘟”字，当时把人或牲畜家禽所生急性传染病称为“瘟”或“瘟疫”。例如南朝梁代的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说：当时的人“以五采丝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急性传染病每多发于兵役之中，故又称“役病”。如《左传·昭公十三年》中记有“役人病”，《山海经·西山经》中也有以“兵役”言兵中传染之语，曰：“见则大役”。又如《左传·昭公十三年》也言：“欲速，且役人病矣！”是说士卒有传染病。在战国时代就开始把“役”用疒旁字改为“疫”字了。例如《礼记·月令》即有“果实早成，民殃于疫”、“诸蛰则死，民必疾疫”之语。故《说文》云：“疫，民皆病也。”出现“疫”字之后，在监狱之中发生传染病又有“狱疫”之称。

瘟疫的称谓，也曾改变过有关器物的使用。例如在汉代以前，轀或辒车，原指卧车，这种车“有窗牖，闭之则温，开之则凉”，乘坐者可坐可卧，最为舒适，史书记载，秦始皇、西汉霍光等人皆乘辒车。《史记·秦始皇传》记载，秦始皇死后“乃秘之，不发丧。棺载辒车中。会署，上辒车臭。”《汉书·霍光传》记霍光死后也“载光尸柩以辒辌车”，其后，便把辒车用于拉死人瘟疫的棺柩，以防止传染。轀车，遂从高贵之卧车而成拉瘟疫死尸的专车了（见《宋书·礼志五》）。此外，涉及瘟疫的文字还有“札”与“瘥”。古代把瘟疫大流行称为“札”，把散发瘟疫称为“瘥”。

二、瘟疫与傩文化

原始人类，因瘟疫具有突发性、流行性和高死亡率等“集体屠杀性”的特征，我国先民们认定瘟疫的发生是鬼魅作祟所致，这与古代西方认为是上帝震怒惩罚人类异趋相左。《汉旧仪》曰：“颛顼氏有三子，生而亡去为疫鬼，一居江水，是为疟鬼；一居若水，是为罔两蜮鬼；一居人宫室区隅，善惊人小儿。”这在王充《论衡》中也有记载。即是鬼魅作祟生瘟疫，当驱鬼或祈祛神祛除。疟疾是古代流行最频最广的瘟疫，《尚书·金滕》记载周公为武王祷病，而武王终于死去。武王可能死于疟疾。从疟疾“疟”字的古代字形看，疟字从“虎”从“匕”，“虎”字的形象是鬼头，“匕”的形象是手执刀或叉，古人造“疟”字的意象是：疟之为病乃鬼以刀叉袭人致病，故高田忠周先生在《古学发凡》中云：“疟字从虎从匕，盖鬼省，其字从鬼。”历代很多书籍也记述古人以鬼为疟疾病因，如南北朝祖冲之《祖异记》中说，疟疾是“山国”致病，《范东阳方》记有“疟疾鬼”，《通玄方》言有“鬼疟”，《太平御览》则记有“温鬼”等等。即是鬼魅为病，当避鬼为防，逐鬼为治。

《周礼·夏官》、《礼记·月令》和《后汉书·礼仪志》等书都记载，在两千多年前，从宫廷到乡间，在每年岁终的“先腊一日”，要举行名为“大傩”的打鬼逐疫的舞蹈仪式。舞蹈也是原始先民强身防病手段之一，《吕氏春变·古乐》记载：“昔陶唐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民气郁淤而滞着，筋骨瑟缩不达，故为舞以宣导之。”“大傩”是以打鬼驱鬼为主题的有化妆的集体祭祀舞蹈。殷周时代，宫中傩仪的主舞即领祭者是方相氏。

《后汉书·礼仪·大傩》记下了傩祭盛况：方相氏领舞，头戴假面（鬼脸），假面上有金光闪闪令人生畏的四个眼睛，穿玄黑色上衣，下系朱红围裙，手掌上蒙着熊皮，一手执长戈，一手扬起盾牌，迎头前进。领舞者率领戴假面的十二神将作十二种兽舞，用长戈向四方冲击，喊声震地，如临大敌，十二神将为“甲作”、“弗胄”、“雄伯”、“腾简”、“揽诸”、“伯奇”、“强梁”、“祖明”、“委随”、“错断”、“穷奇”、“腾根”等，分别有吃凶鬼、吃虎、吃妖怪、吃不祥、吃咎、吃梦、食磔死寄生、食观、食巨、食虫等本领。还有10到12岁称为“侲子”的小童120人跟随着唱驱鬼歌并呐喊，从阴暗处，横扫宫廷，周遍前后三个来回，直到端门外。出城后把火炬投到洛水中。魏晋到隋唐时代沿袭汉制，傩仪中加入了娱乐成分，方相氏和十二神兽角色由乐人扮演。兹后，这种巫术文化逐渐在中原地区退却，在地域偏僻、生产方式原始地区长期保留下来，可谓“礼失求诸野”。在漫长的历史传承中，傩文化也掺入了佛、道及民族形式，如今在贵州省铜仁地区的土家族傩仪堂，仍可见其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