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莆田历史上的“抗疫”方术传略(2)

二、民俗中的防疫“抗疫”

聪明睿智的莆田人民在长期与疫病抗争中，在民间的卫生习俗中可见一斑。莆田端午节称“五日祭”，主要活动除了纪念屈原还有除秽防病。在除秽防病方面：首先，插艾于门楣上，艾叶芳香，可祛邪辟秽，净化空气，并有防病作用。其次，洒扫庭院，挂艾枝，悬菖蒲，洒雄黄水，饮雄黄酒，激浊除腐，杀菌防病。第三，农村每家要用“五味草”进行洗浴，大多用艾叶、菖蒲、牡香、香椿、华山矾等，称洗“午时水”。古时洗后还抹雄黄，以消毒祛病，祈保安康。第四，每个房间卫生“消毒”，喷洒“雄黄酒”，并备“蚊炉”，装入“砻糠”（谷壳），加入苍术、白芷、陈皮等中药，点火煽出烟雾熏蒸，燃点蚊香等“除五毒”，用以祛湿避秽，消毒防虫。而雄黄含有硫黄和砷，能消毒杀菌，对消灭蚊蝇、跳蚤、虱子，预防疾病，保护身体健康有积极作用。

佩带香囊的风俗具有防疫作用。俗话有：“带个香草袋，不怕五虫害”，它属于中医特色疗法里的“衣冠疗法”，这是有历史记载的。伟大诗人屈原的《离骚》中有“扈江篱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当时香囊里面装的是江篱、辟芷、秋兰，即现在的香草、白芷、兰花。莆田古时大人或小孩挂五彩香囊于胸前或腹部，香囊内装白芷、木香、佩兰、檀香、肉桂、小茴香等中草药，研成细末，气味浓郁，具有驱虫避秽、防疫气、开窍醒神、除湿散浊的功效，以预防疾病。此次江苏省中医院专门为第五批国家中医医疗队（江苏）准备了由周仲瑛教授献方的香囊，具有芳香化湿、避秽解毒的功效。据了解，这些中医防疫香囊一般是由苍术、羌活、柴胡、大黄、细辛、吴茱萸、佩兰、艾叶、薄荷等芳香化湿类的地道中药磨粉制成，而这些组合而成的中药粉可以刺激鼻黏膜促进生成分泌性免疫球蛋白抗体，这种抗体对多种细菌和病毒有较强的杀灭作用而起到防疫的功效。对于新冠肺炎患者可加快清除病毒，对缩短病程有着一定的作用。莆田古时香囊的作用与此大同小异。

莆田端午节的“龙舟竞渡”风俗除了有健身防病之外，还有驱除瘟疫的内涵。中国是龙舟的故乡，龙舟竞渡作为一项民俗活动，深受广大群众喜爱。殊不知，它还是一项驱除瘟疫的仪式。在我国尤其是福建，向来认为五月为不祥之月，而五月五日更被认为是恶月中的恶日，这一天充满着恶气恶疫。为保平安，人们在这一天借助神龙和龙舟（灵物）举行驱邪逐疫的仪式。《五杂俎》卷二云：“竞渡吾闽亦喜为之，可又驱疫，有司禁之不能也。”所以，在吾闽尤其是闽中一带端午举行的盛大龙舟竞渡，其主要目的是驱瘟逐疫保平安。当然，赛龙舟的运动，不管是参赛者还是观众，都会因为肢体的活动和情绪的高涨，促进血液循环，调整激素分泌，振奋精神，从而促进身体健康。但是，龙舟竞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莆田社会长期以来即是发生和流行瘟疫的地区，当地简陋的医疗条件不能有效遏止瘟疫，无奈的民众只好依靠巫术神灵驱鬼（瘟）的方式来治疗瘟疫，这也应验了人类“最早的治疗手段，就是巫术仪式。”

三、神教离奇助“抗疫”

无独有偶，在莆田，“抗疫女神”还不止吴媛一人。莆田妈祖不仅担当“海上和平女神”的神职之外，而且经常驰援“抗疫”，时刻充当“抗疫女神”的作用。有关妈祖的各类传世典籍浓墨重彩地记述了妈祖的各类灵感事迹，其中就包括妈祖驱除疫疠和自然灾害的神话传说。例如“宋高宗廿五年，福建莆田仙游境内瘟气流行，时日湖旁忽涌甘泉，朝饮夕愈，始知天后（即妈祖）救药之功，官奏闻诏封崇福夫人。”讲述的是妈祖“圣泉救疫”的故事。再如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天后圣母事迹图志》记录的“莆田尹求符救疫”“授丸药吕德回生”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表明了妈祖具有“抗疫”救人的神力，是位“抗疫女神”。这些故事的真实性暂且不说，但是，人们通过这些“抗疫”故事来塑造妈祖“立德、行善、大爱”的崇高形象的愿望是真实存在的。

莆田历史上担当起“抗疫”任务最重的当属林兆恩（1517～1598）领导的“三一教”。明朝嘉靖年间，莆田祸起倭患。倭患猖獗，侵扰东南沿海，莆田首当其冲，倭寇连续侵犯骚扰莆田先后达15次，莆田成为倭害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祸不单行。倭患又诱发了严重的瘟疫流行，莆田面临着大灾大难。在这生死关头，林兆恩“舍家纡难”，发动家族与“三一教”积极投入“抗疫”，掩埋死尸，赈济灾民，救治瘟疫。同时，他运用三教合一的内丹理论，创造“九序心法”中的艮背法为人治疫。艮背法属于气功疗病法。气功是一种医疗保健方法，古称“导引”、“吐纳”等，是通过自身调摄，以炼意、炼气、炼形为要素的自我身心锻炼的方法。据历史记载：“而吾闽中又有三教之术，盖起于莆中林兆恩者，以艮背之法教人治病。”“兆恩以艮背法为人却病，行之多验。”可见他把艮背法传授门人为百姓治病，疗效还是相当不错的。

林兆恩还运用古老的祝由术对遭受疫难的人们进行心理治疗。中国南方楚地是祝由术的起源地，祝由兴盛于夏商至汉代，曾因治愈汉武帝的急病而轰动全国，风靡一时。其后渐衰，魏晋以后融入了道家方术与释家的咒禁法，在道教与佛教之间生生不息。林兆恩早年出入寺门道观，他的祝由术可能与此有关。祝由蕴含着朴素的心理学思想，符合中医的“精神内守，病从安来”的理念，有心理治疗的作用。林兆恩“又别有奇术，能济人于危急之时，故从之者愈众。”他运用的祝由术，普遍增强了人们战胜疫病的信心，在“抗疫”中发挥了作用。因此，林兆恩的种种“抗疫”义举与方术，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信仰。史载：“自士人及于僧道，著籍为弟子者，不下数千人，皆分地倡教。所过往观投拜者，倾城单里。有司约束之，亦不能止也。”他创建的“三一教”学说也因此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信奉的人也越来越多。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同“抗疫”。本人近来通读《兴化县志》，发现罗列不少土生土长神仙治病的记载，如广业里萍湖祖宫的“忠顺圣候”，清源东里大所的“张公”，兴泰里的“广福娘”等，这些由人成神的“神医”，不仅具有扶危济困、救灾解厄的神职，而且还有疗病”抗疫“的特别作用，最后恢复了一方乡土的安宁。揭开迷信传说的神秘面纱，或许我们可以看清各路神仙的这些“心灵的药汤”，同样可以发挥疗病“抗疫”的心理治疗作用。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是长眠在纽约东北部的撒拉纳克湖畔的特鲁多名医的墓志铭。人们在不断探索科学抗灾对策的同时，也在寻找精神上的力量。抗疫治瘟，除了医药之外，还需要心灵的抚慰。信神则有神。因此，我们尤其别低估了信仰的力量，对历史上饱受疫难的百姓来说，神的身上寄托着他们生的希望与未来的憧憬，顶礼膜拜很大程度上是盼望神灵能够赐福，或馈赠给他们意外之礼。由此可见，神力就蕴藏在信众的心中。

综上所述，瘟疫与“抗疫”之间的关系，就象法国作家、哲学家阿尔贝·加缪在《鼠疫》一书中写下的：“人类能在这场鼠疫和生活的赌博中，赢得的全部东西，就是知识和记忆。”莆田历史上那些先民带有原始的、粗糙的，甚至是离奇荒诞的方术，用口传、文字、民俗的形式表现出来，对当前及今后的“抗疫”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启迪作用。

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尽管先辈们用血与生命换来的“抗疫”方术不甚成熟，有些还显得幼稚，但是，他们留传给世人的初衷，不就是希望子孙后代远离瘟疫，天下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