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昌花大门石刻是西夏塔龛悬葬

金昌市花大门石刻位于永昌县东北15公里的圣容寺东侧3公里处，是西夏时的塔龛悬葬。圣容寺创建于北周保定元年(公元561年)，北周皇帝于文邕下旨调遣凉、甘、肃三州民夫动工兴建，经三年峻工。佛寺绵延数里，蔚为壮观。文邕帝亲赐名“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寺”。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炀帝西巡，带领西域27国国王及特使，亲临圣容寺拜谒，将瑞像寺改为“感通寺”。

唐贞观十年，圣容寺百凤翔集，唐太宗李世民派使者致贺。唐中宗神龙元年，朝庭派兵部尚书郭元振诣导祀谒。安氏之乱后，凉州归吐蕃统治，将感通寺仍改为“圣容寺”。

西夏统治后，对圣容寺进行了大规模维修，这时的僧人多达三千多人。根据唐塔题记，仅党项僧就有1500多人，可见当时的香火之盛。

提到悬葬，人们都会想起，在长江流域两岸的悬崖峭壁裂缝中或山洞中悬置着古人的棺柩，称其为悬葬。在甘肃金昌市花大门的悬崖峭壁上刻有50多座覆钵式喇嘛塔浮雕，塔座下刻一石龛。一般塔高1米至1.5米，宽60至90厘米。龛高、宽、深在25——35厘米之间。石龛是专门安置僧人舍利(骨灰)的。也是悬葬的一种形式，叫塔龛悬葬。

西夏僧人园寂火化后，将其舍利安放在塔龛中，这样既符合僧人的塔葬风俗，又能通风干燥，卫生清净，更显示悬葬者的高贵、庄重。笔者认为，塔龛悬葬者，应是僧人中地位较高者。

一般僧人园寂后，将肉体或者舍利葬于陆地上，上建一塔，塔分地宫、塔座、塔身、塔刹、塔顶。地宫藏其舍利和生前所用最贵重的物品；塔座、塔身中藏经文、塔婆、察察、璎珞数珠等用品，这叫装藏。僧人地位越高，装藏品便越多而珍贵，地位低微者所装东西较少。在圣容寺西1.5公里处，就有西夏塔林遗址，其中较大的一座，仅存塔座，高2米多，边长2，5米；小塔露出地面有七八座，均已塌陷。塔婆、察察外露，塔座边长约1.5米。

距塔林西1公里处，是西夏千佛阁遗址。其实也是一座规格较高的，独特的塔阁式僧人塔葬，这种葬法少见。原永昌县把其当作高昌王墓。为了弄清究竟，1978年8月，武威地区文化局组织文物工作者，对其进行了清理考察，根据党寿山先生《被埋没的西夏千佛阁遗址》一文介绍，阁内建一正方形叠涩层土塔(金字塔形)，塔高约11层(14.20米)，沿塔外围建面宽、进深均六间(12.55米)的佛阁，阁四面设绕廊，塔罩于阁内。

千佛阁残壁上有西夏文、汉文、汉藏文题记，及大德、天盛记年。从题记中可以看出，西夏时来千佛阁拜谒的信士弟子很多，其中不少是党项族人。千佛阁遗址中没有发现元代题记，火烧痕迹明显。说明圣容寺、花大门、千佛阁均毁于元初兵燹(音xiǎn。野火，多指兵乱中纵火焚烧)

有人认为，花大门塔龛悬葬是元代的。理由是在崖壁上刻有“永昌卫王”四字，这正好证明花大门塔龛悬葬非元代所刻。因明洪武五年，宋国公冯胜平定河西，九年始改县为卫，卫是明代的建置，而元则沿用宋、夏旧制。凉州为西凉府，永昌为番和县。

元顺帝至政四年在城北30里立永王，设永昌路，宣慰使司，降府为州。这里的城北30里，指西凉府城北30里，非永昌县。现在永昌府宫殿遗址犹存，高昌王墓地及碑文尚在。再则从“永昌卫王”字所刻位置(不与塔龛一个层面)及随意性来看，应是明代一王姓游客所作。造成永昌府与永昌县混为一体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清代编地方史志的人，因府与卫的时间错位，而张冠李戴，延续至今，贻误史学界将永昌府定位于永昌县。

花大门塔龛悬葬是至今发现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西夏时的塔龛悬葬遗址。所刻塔的造型均为覆钵式喇嘛塔。喇嘛塔源于印度，首先传入吐蕃。安史之乱后，西凉府被吐蕃占领，银、峟宥、夏诸地是吐蕃牧地，覆钵式喇嘛塔随藏传佛教传入。西夏建国后，笃信佛教，国内有不少寺院请吐蕃高僧来传经说法。

西凉府国佛院(今亥母洞寺)就供奉着噶玛噶举派第二祖师、米拉日巴的讲经说法塑像。到西夏中后期，萨迦派第三祖师扎巴坚赞的大弟子迥巴瓦在西夏任国师，驻锡国佛院。特别是元昊与仁孝皇帝都与吐蕃联姻，更密切了两民族的友好关系。在这时，覆钵式喇嘛塔已很普遍。武威市亥母洞(西夏国佛院)西夏石窟寺遗址中就有覆钵式喇嘛塔数座。宁夏青铜峡西夏108塔和石嘴山涝坝口、大枣沟的西夏塔龛悬葬均为覆钵式喇嘛塔。从以上可以看出，金昌花大门石刻是西夏时的塔龛悬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