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江飞仙阁 西南丝路佛国

佛教从印度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一路上留下了诸多精美绝伦的石窟造像，从新疆克孜尔石窟，到敦煌莫高窟、天梯山石窟、榆林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安史之乱中，中原大型石窟相继衰落，盛唐以后，中原再无大规模石窟造像。

接过中国石窟艺术接力棒的，则是四川。这其中，成都佛教造像年代最早，大多是南朝作品，而中国的南朝造像在成都以外还少有发现。清代末年，成都万佛寺曾出土了大量南朝造像，近年来西安路、商业街也屡有出土。

安史之乱后，中国经济中心南移，石窟艺术循着金牛道进入四川，在涪江、嘉陵江、沱江、岷江流域的岩壁上，星星点点出现了诸多石窟。四川几乎每个县城都有石窟分布，而又以唐代存世最多，以一种充满生命力的状态发散。中国宋代石窟存世最少，以致清代学者提出“唐盛宋衰”之说，认为宋代石窟早已衰落，不值一提。大足、安岳石窟的相继发现修正了这种观点，也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代表作。

如果说北方中原的石窟写下了中国上半部石窟史，四川，显然就是下半阕。

成都蒲江县蒲江河和临溪河岸岩壁上，雕有14处唐宋摩崖石刻造像，以飞仙阁数目最多，武则天永昌六年（公元689年）造92龛777尊摩崖造像。第60号龛是四川最早的菩提像；飞仙大佛，则包含了对莫公飞仙的艳羡，只不过他们把这样的寄托放到了佛祖释迦牟尼身上；石狮与漏米婆婆的造像与传说，蕴含了大地之母的哺育之情，暗示了民间纳宗教入世俗生活的倾向；而胡人造像，更可体现出成都地区在南方丝绸之路中的巨大作用。

地名背后的佛教与道教

“三伏”收尾出伏之日，我进入蒲江县霖雨乡境内，以往碧绿如带的二郎滩流水裹挟着赭红色的山洪滔滔而下。这时大雨突降，把本来不多的游人赶了个一干二净。唯有香案上的缕缕青烟，在空中蟠曲，翻若虬龙……

我来到标有“飞仙阁”的牌坊前，此地是成都通往朝阳湖的必经之地，更是西南丝绸之路成都通往雅安的古道。站在小桥上，可以看见石窟群分别位于右侧不高的飞仙阁和左侧公路的崖壁上，主要包括飞仙阁摩崖造像、龙拖湾摩崖造像。

飞仙阁是蒲江沿蒲江河和临溪河岸14处两汉至唐宋摩崖石刻造像群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处。武则天永昌六年（公元689年）造飞仙阁92龛777尊摩崖佛雕，不但是四川省至今仍保存有盛唐时期佛教摩崖造像的地方之一，而且存有不少道教、西域文化的痕迹。1961年被批准为四川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此地为何叫二郎滩？ 宋代最流行的道教人物除星官外就是玄武和二郎了，玄武源自于原始星辰崇拜，后被人格化，成为北方大神。二郎来历很复杂，目前有李冰二子、赵昱、杨戬等多种说法。当时的老百姓也说不清究竟是谁，逐渐成为一个复合了传说的地名。

据蒲江县志及碑文记载：汉有河南人莫公将军，南征凯旋至此，见“龙蟠凤翼，水固山环”而流连不去，弃官结庐潜修，后人建阁祀之。飞仙阁依山傍水而建，此阁自唐至明代先后称莫公堂、莫佛院、信相院、观音阁。清代称飞仙阁，亦名碧云峰。

当“飞仙”囊括一切而成为地名，其实暗示了无论佛教的影响多么深巨，本土宗教却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成就了老百姓“飞仙”的身后寄托。蒲江曾是“五斗米道”二十四治主簿山治所在地，飞仙阁的道教造像宣示了信众们为长生、常乐而祈求改变命运的追求和愿望。也正如美术史家巫鸿所言，四川的美术造像在东汉晚期一直被道家的“五斗米道”所占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