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成都故居(2)

悬殊的爱情

四夫人徐雯波伴随成都岁月

金牛坝张大千故居占地面积600平方米、建筑面积324平方米。故居采用的是民国时期常见的青砖黑瓦建筑，看起来朴素大方。正所谓“敝帚自珍”，张大千对这里显然别有偏爱，为小院起名“税牛庵”，在院内亲手种植了众多花草。

张大千的儿子张心玉在《先父和他的庭院》一文中写道：“1943年秋，先父从敦煌返成都后，一直没有固定的住处，直到1947年，才在成都西郊金牛坝建了自己的住所，留有一亩左右的空地，种了各种花草。第二年，先父去香港，后于1950年应邀赴印度讲学和考察，从此，再未回来。”

徐雯波本名徐鸿宾，张大千的女儿张心庆在《父亲与我的母亲们》中写道：“我的第四个母亲徐雯波，曾经是我们家的邻居(在成都郫县太和场)。起初，她和我大姐是好朋友，常到我们家来玩。她当时没有工作，有时也帮忙照顾我们几个弟妹。上一辈人的事情，有些我们也搞不清楚。后来，我们就成了一家人。”

这里张心庆所说的“大姐”是张大千的大女儿张心瑞。后来有记载称徐雯波是张心瑞的同学，但李永翘研究认为，“同学”一称有为尊者讳之意，因为徐雯波在当时实际是类似张家小保姆。另一份记载清楚地写道，徐雯波实际上是张大千一家在团结镇的房东钟雨秋姨姐的侄女，因家道中落生活困难，被推荐到张大千处学文化，兼当雇工。

徐雯波到张家后勤快伶俐，聪明好学，与张家人相处融洽。论及婚嫁时，30岁的年龄差与身份的悬殊，遭遇了双方家人的强烈反对，直到徐雯波有身孕，才使得家人接纳了他们。

“也正是因此，当时跟随张大千居住在金牛坝的只有徐雯波，大太太曾正蓉与三太太杨宛君则带着女弟子们居住在沙河堡。”李永翘说，这其中也有张大千对徐雯波的保护之意。

彼时年轻能干的徐雯波，对张大千的艺术创作给予有力支持。张大千在金牛坝故居居住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此时的他进入了公认的艺术生涯高峰期，也是张大千临古作品的巅峰时期。此时的张大千艺术创作灵感喷薄而出，佳作不断，也将更多的时间用在了整理敦煌壁画上。这意味着张大千的工作量大大增加，更何况张大千本就是随性之人，无论住在哪儿都是“卧室通着画室，大睡床挨着大画桌”，晚间灵感忽至就要披衣而起挥毫作画。侍奉笔墨的工作自然就落在了徐雯波身上。这种情况几乎就是常态，徐雯波一年到头也难得睡上几个安稳觉。

做人的操守

张大千曾三拒军阀于门外

年届五十的张大千在这里奠定了中国近现代画坛的宗师地位，艺术生涯如日中天。而当年的税牛庵，更是几乎每天“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李永翘说，1948年王陵基调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绰号“王灵官”的王陵基以凶残著称，为张大千所不喜。偏偏王陵基性喜附庸风雅，几次三番欲拜见张大千。张大千每每回避，远远听说王陵基来了，就从后门溜之大吉。

王陵基硬是要效仿“三顾茅庐”，终于有一天，王陵基抓住张大千在家的时机，在距离张大千住所还有很远一段路的地方，就下车驱散护卫，以免张大千的徒弟通风报信，终于见到了张大千。

张大千躲避不及，索性照旧画自己的画，一言不发，连水也没有倒一杯。甚至最后还将王陵基在场时的画作揉作一团丢弃，惹得王陵基只能讪讪而去。自此“三拒”王陵基的张大千，就与这名军阀彻底结下了“梁子”。

当时，随张大千居住的不止有徐雯波，还有拜在他门下的男弟子们，其中包括后来长安画派的重要画家何海霞，以及刘力上、肖建初等人。

何海霞说：“大千先生的艺术个性是什么?我认为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风流潇洒。风流潇洒不仅贯穿在他的绘画艺术中，而且贯穿到他的诗文书法、他的为人处世中。要说魂，这就是大千先生的魂，也正是影响我一生的魂。”

张大千到晚年越发思恋故乡和故人，曾写下“片帆处处忆猿啼，有田谁道不思归”的诗句。斯人已去，一生操着四川口音的张大千，再也没能回到这座他亲手置办的第一个“家”。

如今，张大千故居已是文物保护单位。“最近下雨屋顶有些漏水，我们重新捡了瓦。”胡开俊指着屋顶说。

政府相关部门正在制定新的保护方案，计划将张大千故居再度修缮，“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再把门锁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