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阳文庙 孔庙

汾阳是儒学文化的重要传播地之一，文庙创建开三晋之先河。据《汾阳县志》载：“汾州儒学，北宋乾德四年（966年）建”，金代大定四年（1164年）重修，元代以来历经修葺，达到鼎盛。

明代永乐初，明藩宗室“庆成”“永和”二郡王被封于汾州。汾州文庙得到了较大的拓展，明万历二十三年（1895年），汾州升格为汾州府，早年坐落在城区东南隅的汾州文庙同时升格为汾州府文庙，其规模和定制相应拓展。汾州升府后，依廓设立汾阳县，根据明代定制，万历二十四年，在当时的小南关古街的东南隅新建“汾阳县文庙”，汾阳城关从此有了两座规模宏大的文庙。府县官民协力同心，开渠引水，汾阳县西北的马刨神泉、向阳泉、上林舍泉三股活水沿石渠环城入泮，府、县文庙内清波粼粼、松柏苍郁，堪称一方圣境。

明亡清兴，建于汾阳城内东北隅，太和桥街北端的原明藩庆成王府遂成废第。旧藩府占地广阔，建筑雄伟，前明进士、翰林秘书院侍讲朱之俊首议，将府文庙从城东南隅移此。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兴工改建，四年后告竣。就规模而言，改建后的清代汾州府文庙，其祭祀场所及学宫占地 3.5万平方米以上，比山东曲阜孔庙（3.27万平方米）的地盘还大。　清代汾州府文庙的临街沿线并立着三座雄伟华贵牌楼，正中为棂星门组合式牌坊，两侧牌楼低且窄，路边另有两座金字下马石碑楼，碑楼内镌刻着“文武官员在此下轿下马”，凸显出文化禁地的神圣与威严。棂星门牌坊外南北并立着三道汉白玉石桥栏，早年是庆成王府迎接圣旨的专道，桥南的古街也因而以“太和桥”名之。桥下清泉荡漾，连接着庙院中两个弯月形泮池。

庙院内主体建筑沿中轴线南北排列，恢宏壮丽，错落有致。朱之俊先生在其所撰的《新建汾州府学碑记》中云：“四方来游者，旷瞻暇瞩，咸曰：大哉居乎！自国学外，巨郡名黉，固未有壮丽若斯者也！”清代汾州府文庙建成后，府城东南隅的原明代汾州府文庙降格为“汾阳县文庙及学宫”。明万历间新建于小南关街县学巷内的原汾阳县文庙，也依序改称为“文昌庙”，依然保留了童生书院的功能。由此，清代汾州府（县）城内俨然出现了三座古文庙辉煌并立的奇观。此后二百多年间，汾州大地上的三座古文庙内晨钟暮鼓，金声玉振，各显功能。为汾州府下属的一州九县培养了大批文化人才。

清朝灭亡后，新思想新文化的曙光一度照亮汾州城，汾州县文庙院内成为“河汾中学的典雅校园”。民国中期，稷山举人王堉昌两度莅汾担任知县与县长，三座文庙被修葺一新，清代府文庙内还增设了县立图书馆及古碑廓。　然而，“七七事变”的枪炮声击碎了这一宁静而温馨的文化氛围。日寇入侵后，汾州府、县文庙遭到了野蛮破坏，珍贵文物被日寇洗劫一空，古碑被砸碎砌作饮马石槽，沦为日寇的伤兵医院和尸体焚烧场，历史悠久的圣哲之地，遭到了旷古未有的奇耻大辱。

新中国成立后，清代汾州府文庙被列为山西省文物保护单位，主体建筑，古色古香，雄风犹存。中国科协党组书记、汾人王文达曾赋诗云：“汾州府文庙，仅次曲阜城。木构明伦堂，全国独一胜。”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批林批孔”运动席卷全国，孔子及其乳养了华夏文明的儒家学术遭到了首当其冲的批判。紧接着，与清代汾州府文庙毗邻的山西省第二监狱开始扩建，这座恢宏壮丽的文化瑰宝，在汾州大地巍然屹立了三百多年后，令人遗憾地消失了。

改革开放，百废俱兴。山西省汾阳安兴煤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孔祥生毅然决定，投资重建汾州府文庙。振兴汾州孔学文化，其意义深远，其艰难也让常人望而生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