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云龙民族文化

云龙地域广大，全县国土面积达4400多平方公里；从东到西：云岭、怒山纵贯南北，沘江、澜沧江和怒江直穿县境，县内高山峡谷相间，海拔高差悬殊较大，立体气候十分明显。云龙又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现有19．7万多居民中就包括白、汉、彝、苗、回、傣、傈僳、阿昌等十多个民族，其中白族人口占了73％。云龙有着丰富的物产和自然资源，森林、水能、矿产和各种动植物资源种类多、数量大，千百年来，勤劳朴实的云龙山区各族人民就在这块土地上创造出源源不断的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悠久的历史产生灿烂的文明。云龙的历史文化，与中原地区的文明有着息息相关的渊源，同时又带着浓郁的山地民族的本质特征。对云龙民族文化基本内涵的分析研究，可以将之分为道教文化、儒学文化、佛教文化、白族文化、山俗文化五个基本类别。

道教文化之所以能在云龙历史上占有相当的地位，是同宋元以来外省客商带来的中原文明有着密切的关系。云龙盐业经济的活跃，促进了与内地的流通交往，元代，五井地区建起了江西、福建等地商人的会馆，他们带来的道教思想文化同当地传统的白族佛教信仰经过一定时期的冲突后，取得了互相妥协的结果。随着佛教密宗在白族地区的渐趋式微，元明以降，内地佛教禅宗和道教信仰在大理地区逐渐扩张，而云龙八大盐井地区的道教文化更显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官观祠庙大量出现了。明代旧州即有“仙人晒丹石”的古迹与传说，而五井地区的玉皇阁、三元观、三清宫、关圣庙、玄真观等道教建筑已规模化建成。至今云龙境内遗存的庙宇建筑绝大多数均为道教宫观，如石门虎头山道教建筑群、诺邓玉皇阁道教建筑群以及顺荡玄天阁、宝丰秀峰塔等等。清代以来，云龙道教信徒众多，著名的道长有秦道成、孙道裕等人，还有为数众多的被称为“高公”的火居道士。道教斋醮仪礼和各种宗教活动十分普及，而诸如“洞经会”的活动就是道教“寓教于乐”的一种生动形式，至今在石门、诺邓、天井等地还十分流行。

儒学文化思想自明代开始已成为云龙市井文化的主流意识。明末，开始出现学宫，清初，各地陆续开办义学，接着又创办了书院。由于教育科举的兴盛，仅清代中后期，云龙就出进士三人，举人23名，贡生、秀才则达五、六百之众。云龙儒学崇奉的表现之一是孔庙的建立，清初，骓马(宝丰) 诺邓等地已建大成殿、棂星门，又建文昌宫；清末，石门亦建孔庙，祭孔活动礼尚备至，有一整套繁锁的仪规典章。在儒家已建大成殿、棂星门，又建文昌宫；清末，石门亦建孔庙，祭孔活动礼尚备至，有一整套繁锁的仪规典章。在儒家思想熏陶下，以八大盐井为中心的封建礼教观念日趋浓厚，特别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意识曾一度作为通俗风尚凝固在宝丰、诺邓、石门、天耳、大井等五井世族理念中，因而云龙尽管偏僻却也曾在滇西享受过“文献名邦”的殊荣。

佛教信仰当是云龙白族地区较早出现的文化形态。南诏至大理国时期，密宗教义风行一时，“阿阇黎”僧人受到尊重，洱海地区大建佛寺佛塔，而边远山区的沘江流域诺邓、顺荡等地也建起了佛寺。大理国历代国王更是重僧遵佛的典范，连许多官吏上至一些国王都当过僧侣，此风影响甚大。在《白国因由》等古籍中“观音”的形象是非常善良伟大且法力天边的，这在云龙佛教信仰中影响十分深远，至今云龙每个地方几乎都有“观音寺”或庙宇遗址。密宗信仰的时期当延续至明朝中叶，这在顺荡火葬墓群中可得到证实。

到明朝中后期，禅宗从内地传入，大量的佛寺重新修建，如诺邓的江西会馆就被改建成“祝寿寺”，嘉靖年间重修碑记尚有“朝贺明时习拜舞，万年祝寿听山呼”的诗句，明末方改名为“万寿宫”。清以后，云龙佛、道、儒三教一体特征日渐显明，如道光前，诺邓玉皇阁就有住持伦上百之众，而石门蟠龙寺、七台寺、驻马太和寺、福龙寺、放光寺、小鸡足和大井西些寺等地，僧众之多不胜枚举。至今仅五井地区留存较完整的庙宇建筑还有三十多座，在如此庞大的宗教文化氛围中，应该说这里面既有封建统治阶级利用各种宗教教义来巩固政权统治人民的作用，也有特定历史条件下在偏远地区对内地文化传播产生过的不可低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