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洒金桥清真古寺,亦称清真北寺,其建筑年代久远,历史悠长,相传元明时期已存,距今已六、七百年之久。世代以来,聚居于洒金桥、大麦市街、新寺巷、香米园、东举院、庙后街等街坊的回族穆斯林群众依寺而居、依坊而商地生活在这片热土上。
在抗日战争时期,当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蹂躏中国大地的时候,古寺这一圣洁之地也未能幸免,竟然惨遭日寇飞机野蛮轰炸。1940年4月30日,两枚炸弹分别落到大门内天井(古槐之西约两米处)和大殿上殿南墙处,所幸两弹均是“臭弹”,没有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但由于猛烈的冲击力和巨大的震动,致上殿半毁,后殿移位。日本投降后,经坊民出资出力,并多方募捐,大殿才得以恢复。穆斯林群众对日寇的这一暴行痛恨至极,世代难忘。
解放以后,党和政府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古寺照常开放,穆斯林群众过着正常的宗教生活。然而,1958年以后,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古寺一度关闭。之后又被几家工厂分割占用。特别是经历“极左”,尤其是“文革”,清真寺这一古建筑群遭到毁灭性的破坏。除寺门楼基本保留完好,古槐树未动外,精美的砖雕二门楼、两座角门、照壁走廊、月台、假山、阿訇满拉宿舍、沐浴处等全部被拆除。大殿墙体虽然未动,但重檐沿卷棚和古式木雕格子门被拆去,屋面上的琉璃瓦改换成红色机瓦,屋脊上的琉璃鸱吻花卉等饰物被毁殆尽,凸显文化遗存的所有牌匾及其他砖石木雕刻物更是荡然无存;植于正院和大殿周围的五棵巨柏、两棵梧桐树全部被砍伐了,这些都成为永远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
值得庆幸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随着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落实。1985年4月25日,古寺重新开放了,这令穆斯林群众无比欢欣,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几年来,经过本坊群众共同努力,连同我市各坊和本省一些县市穆斯林的支援,在寺院原基础上进行了重建。考虑到若要恢复中国古典建筑风格的原貌其难度非常大,故以钢混结构为主材料,历经数年,先后建成了占地600余平方米、具有阿拉伯建筑风格的礼拜大殿,并作了相应装饰。还建了两幛各为200余平方米的北厅、南厅,北厅为讲经堂、阿訇居室和学员教室,南厅为沭浴室和营业性浴池。其次还建了学员宿舍,妇女礼拜堂,举行宗教活动的大厅和停车场以及灶房和亡人洗浴停放间等。
现在,洒金桥清真古寺已成为一座集穆斯林坊民进行正常宗教活动、弘扬伊斯兰教、学习和宣传国家的方针政策的中心场所。
西安洒金桥清真古寺伴随着历史的脚步,走过了数百年的历程,现在,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清真寺,继续凝聚着穆斯林的力量,发挥着它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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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古寺院落呈长方形,东西长79.4米,南北宽37.9米,占地面积3000余平方米,约合四亩半(市亩)。寺院原为一座具有古典风格的建筑群。寺大门系敞开式“八”字形门楼,红漆大门,屋檐下挂有清末书法家宋伯鲁题写的“清真寺”三字蓝底金字木刻盘龙牌匾。门楼两侧是六间双坡街房,门窗内开,分别做为阿文小学和沐浴室使用。大门内40余平米的天井式空地上,除装扮有奇石、花坛外,还挺立着一棵苍劲雄伟、体形粗壮的大槐树。传说此树是第一任掌教伊麻目所载种,距今已有数百年历史,现树身2-3人合抱,高12米左右,树冠覆盖面积约80平方米,虽年久树心已空,但依然枝繁叶茂,现已由挪威“挪中文化友好协会”裴度先生捐资,并向有关部门申请做为国家保护树木。
走过天井,是青砖雕花木制红漆门扇的二门楼,门楼上方镌刻楷书“一真古永”四字,二门后坡屋檐下悬挂古人题写的“民守良规”四字牌匾。后坡南北是曲径走廊,走廊两侧便是南北两偏院,南院是满拉宿舍,北院是沐浴室及灶房等。进入二门是正院,院内有一棵巨大柏树和两棵梧桐树,正院南北是举行宗教活动和讲经的两座厅堂。正院自西经过几阶台阶,即是宽阔的月台及假山两边有大型砖雕看墙。再西即是古寺主建筑礼拜大殿。大殿为五间开,四檐进深并套建有10米深的上殿。大殿为巨柱、重檐、挑角、孔雀兰疏璃瓦覆盖,歇山式大屋顶,屋脊上装饰着鸱吻和花卉等建筑构件。大殿木质门窗及连架则是以花纹和斜十字格图形雕刻而成。从大殿正面看,既古朴典雅,又雄伟壮观。特别是大殿前檐券棚下悬挂着慈禧太后、光绪皇帝“赐予”的书为“派衍天方”、“教崇西域”金字牌匾以及历代名流书家题写的“道冠古今”、“普慈独慈”、“兴教建国”、“品学兼优"、“春风化雨”等匾额十分显耀醒目。大殿两侧码头和看墙系砖雕荷花、蔓枝和山石形状等图案,建有两座精美异常的砖雕角门。殿侧殿后空地上有四棵高大粗壮的古柏,树龄至少也有数百年。
从古寺的各个建筑物及众多的牌匾、字刻和古树木构成的整体来看,充分显示出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和伊斯兰文化的有机结合以及它丰富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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