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名相寇准及祠墓(3)

风风雨雨之宦途

澶州之盟后，宋辽罢兵，两国边境相对较为平静，宋真宗对寇准也更加器重，全权委托他处理朝中大政。寇准辅政，一向赏罚分明；举贤任能，破格用人；惩治邪恶，罢黜[5]庸吏。有一次任命官员，属下拿着官吏名册，打算依次晋升。寇准却说：“宰相之责，在于提拔忠良贤才，罢黜奸邪馅媚的无用之人，倘若按名册先后用人，这是一个小小官吏就可以办到的，那还要我这个宰相作什么？”由于寇准治政有方，到景德二年（1005），宋真宗给他加官中书待郎兼工部尚书。

自从澶州结盟之后，寇准也不免有些飘飘然起来了。因而也给人以可乘之机，他以后在上层集团的斗争中接连走下坡路，其根源也在于此。

王钦若等佞臣自从劝真宗避金陵遭到寇准痛斥之后，一直忌恨在心，如今见寇准权重朝班，更是愤愤不平，时刻伺机诬陷寇准。

景德三年（1006）的一天，宋真宗会见文武百官。散朝之后寇准先自退班，宋真宗因敬慕寇准，注目远送他出朝。这一情景被王钦若看在眼里，他对真宗道：“陛下如此敬重寇准，想必是他立下保卫国家的大功吧？”真宗点头称“是”。王钦若出其不意地说：“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反以为寇准有功于国，究竟是何道理？”宋真宗感到惊愕，王钦若接着说：“城下之盟，为《春秋》所耻。澶渊之盟正是在大敌逼进城下而签署的盟约。陛下以大国皇帝的尊严，竟然订城下之盟，世上还有比这更大的耻辱吗！？”这话使宋真宗是脸色大变，现出羞怒之色。王钦若继续火上浇油，说道：“陛下想必听说过赌博的事。赌徒快要输光的时候，倾尽家产来作赌注，这叫作‘孤注一掷’。澶渊会战时，寇准正是拿陛下来孤注一掷的，这岂不是危险吗！？”

王钦若的挑拨，使宋真宗渐渐地疏远了寇准。不久，宰相毕士安病逝，寇准又失去了一位益友的帮助。景德三年（1006）二月，真宗罢免了寇准的宰相职务，贬官为刑部尚书，出任陕州（今河南陕县）知州，任王旦为相。

后来，寇准又改任户部尚书，兼知天雄军。有一次萧太后派遣的使臣路过此处，见到寇准后，明知朝廷忠奸不分，使贤臣蒙屈遭贬，却佯作不知，挑拨地说：“寇公德高望重，因何不在中书省做官，却到天雄军来呢？”

寇准听了上言，感慨万端。但他却不动声色，巧妙地回答：“如今朝廷无事，不需要我居中任职。皇上认为天雄军是北门锁钥（yuè），非我执掌不可。”

景德三年（1006）寇准罢相之后，王钦若、陈尧叟等人治国无方，惑主有术，更加上一班佞臣狼狈为奸，营私舞弊。大中祥符元年（1008），王钦若建议用封禅来“镇服四海，夸示我国”。封禅要有天瑞之应，他们合谋伪造“天书”，企图用以自欺欺人，然后就封泰山，谒孔庙，祀汾阳，尊道祖。三司使丁谓附会王钦若，奉献了《封禅祥瑞图》；经度制置副使陈彭年、内侍刘承等则协助陈尧叟讲古典，大修宫观。林特十分攻于心计，为他们搜刮财贿。这五个人沆瀣一气[6]，吹吹拍拍，扰乱朝纲，被称为“五鬼”。宰相王旦看在眼里，气在心头，然而敢怒不敢言。

大中祥符七年（1014）六月，枢密使王钦若、陈尧叟终因罪恶昭彰被免官。宰相王旦趁机推荐寇准，把他请进京师，委任为枢密使。寇准上任后又与五鬼之一、新任三司林特势不两立，多处发生冲突。林特当时正蒙厚宠，以河北道岁输绢匹不够数，督促地方缴纳很急。寇准却在暗中帮助转运使李士衡从中阻挠，还请求惩治三司长官及其属吏。由于不能满足朝廷的奢侈费用，引起宋真宗的不满，对王旦说：“寇准性情偏激和从前一样。”王旦不敢违抗圣意，只得批评说：“寇准喜欢别人感激他的恩惠，又要人惧怕他的威望，都是当大臣所忌讳的，而寇准却反而认为这是自己应该做的，这是他的短处。”王旦所说的的确是事实。王旦自己不仅能容忍寇准平日的挑剔、顶撞，而且竭力保护这个刚正、贤能的人。他曾多次向真宗褒扬寇准，但僵局仍无法挽回。大中祥符八年（1015）四月，寇准终于又被免职，左迁为武胜军节度使、同平章判河南府，徙永兴军。

天禧三年（1019）三月，为讨宋真宗的欢心，巡检朱能与内侍都知周怀政通谋，伪造了“天书”，放在长安西南的乾佑山。当时寇准已调往此地任永兴军长官。宋真宗很想得到所谓的“天书”，但一些大臣极言此事虚妄无稽，一再劝阻。真宗问王旦，王旦说：“当初最不信天书的是寇准，如今天书降世，须令寇准进献，官民才能信服。”于是，真宗命周怀政晓谕[7] 寇准。寇准原先并不愿做这种荒诞不经的事情，但由于其女婿王曙从中怂恿，寇准勉为其难。当时，有个门生鉴于朝中群小猖狂、人情险恶，况且寇准又过于刚直，日后难以免祸，于是献计说：“您走到半路假称有病，上书坚决请求补为外官，这是上策；如果在见到皇帝时立即揭发天书是假的，就可以保全平生名声，这是中策；倘若进天书而晋身为宰相，是下策。”寇准功名心重，听不进门生的劝告，宋真宗见寇准进献“天书”，自然大喜过望，亲自将他迎入禁中。天禧三年（1019）六月，王钦若因罪免相，寇准接任宰相，兼任吏部尚书。

当时陕州有个隐士、诗人魏野曾就进献天书一事，写诗讽刺寇准。寇准后来也深悔莫及，曾写律诗《赠魏野处士》，在诗中对自己身陷名利不能自拔感到懊悔。

真宗天禧三年（1025），南郊祭天地，进寇准为尚书左仆射、集贤殿大学士。此时真宗得风疾，刘太后参预朝政，寇准请屏去从人，奏说：“皇太子众望所归，愿陛下念宗庙社稷之重，传以帝位，选正直振奋臣辅佐。丁谓、钱惟演都是小人，不宜辅佐少主。”真宗认为寇准说得很对。寇准密令翰林学士杨亿起草表章，请太子监国，还打算请杨亿辅佐。后来这个计划泄露，寇准罢太子太傅，封莱国公。当时周怀政惴惴不安，担心获罪，便策划谋杀大臣，请罢太后于政，奉真宗为太上皇，传位太子，恢复寇准的相位。客省使杨崇勋等将此事报告丁谓，丁谓当夜微服乘牛车到曹利用家商议，次日上明奏闻。周怀政被处死，寇准降为太常卿、知相州，徙安州，贬道州司马。真宗起初并不知道，过些天问左右说：“我好久没有见到寇准，这是怎么回事？”左右不敢回答。真宗驾崩时也说只有寇准和李迪可以托付后事，可见真宗如此器重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