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莆田白额春联的缘起

按照旧俗，莆田人过春节，所张贴的对联会在顶部留一截白色，俗称“白额春联”。关于这种风俗的缘起，常被人们解读为与明代抗倭有关，即人们为了纪念在倭乱中去世的亲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笔者亦对这种说法深信不疑；但当笔者近年来在南方多省见到类似的情况后，便有了不同的看法，认为莆田地区白额春联的缘起与抗倭无关，而它之所以有现今的解释，是清初的先民假托于此为南明故国守制所致。

笔者对白额春联与抗倭有关的质疑，主要在以下方面：

一是白额春联并非莆田的专利。在广东省的潮州、揭阳、汕头、汕尾、肇庆、中山、佛山、江门、阳江、茂名以及广西的钦州、北海、桂林等地级市，均有张贴白额春联的习俗。这些地方，除了潮汕地区历史上曾有较严重的倭患以外，其余地区在其时皆鲜有兵燹；而同样曾遭到大肆屠杀的上海、浙江台州、温州及福建宁德、福州等地却没有类似的习俗。

二是上述地区与兴化大规模移民在时间和形式上均有偏差。虽然上述地方与历史上兴化大规模移民的区域接近重叠，但兴化移民主要集中在宋末元初和明朝初年，两者均远早于倭乱发生的年代，且倭乱之后，莆田地区已无大规模南下移民；再者，若上述地区的白额春联与兴化移民有关，则必也有“做大岁”习俗，但事实上却并没有。

三是白额春联的始行与抗倭事件存在时差。明代莆田地区遭受倭患最严重的年份是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而始建于抗倭年代的黄石戚公祠和东镇祠、始建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的陈经邦大宗伯第等建筑的大门门联上，却无白额春联的做法；反之是一些清代建筑，如始建于清初的市区西隐寺和江口园下关氏宗祠、重建于清代的白沙澳柄宫，才有了这种做法。而1562年与顺治元年（亦是崇祯十七年，即1644年）相隔了82年。城殇之日，却要等到近一个世纪再来纪念，这在情理上是不成立的。

四是地方志中无明确记载或讳莫如深。现存的有明一朝的兴化地方志，编撰年份均早于嘉靖四十一年，故无倭寇侵犯的记载；但蹊跷的是，编修于清代的府志、县志，在对待这一异常重要的民俗文化上，均置若罔闻或讳莫如深，令人费解。

五是白额春联的做法与明代孝联形制略有出入。中国人贴春联的习俗，始于明太祖洪武年间，在此前均是以悬挂木牌代替，称为“桃符”；随着春联的不断推广，到了明代中后期，亦衍生出一套特定的“孝联”体系。孝联又称丁忧联，是指古人在亲人去世后守制的三年里，为了与其他人家有所区别，所张贴的对联，规定用白、绿、黄三色，第一年用白纸，第二年绿纸，第三年黄纸，待第四年丧服满才恢复用红纸，如潮汕地区的传统民居就习惯在门上粉刷有镶嵌着白、绿、黄三道边的红色门联。生老病死属世间正常现象，白、绿、黄三色轮替象征着失去亲人之痛的程度在变化，而倘若一直强调白色，个中所隐含的悲怆，恐怕要远超正常的生死轮回。

那么，上述这些地方对各自地域所盛行的白额春联又是如何解释呢？在笔者走访过程中，发现其说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在潮汕及汕尾地区，人们普遍认为这种情况要么是印刷厂在制版时，版面小于春联长度，所以会有一小截没有印染，要么是有“白头到老”的寓意。相比之下，前者带有一点敷衍的成分，后者更容易使人信服。

在中山、佛山及周边地区，人们认为与清初的迁海令有关。顺治十八年，清政府下令沿海居民内迁三十里；至康熙元年，辅政大臣鳌拜又下令将三十里拓展至五十里。在漫长的迁海期中，沿海渔民失去生计，不少人不得不铤而走险，最终成为这一政令的殉葬品。沿海复界后，人们为了纪念死难亲人，才在春联顶部留白。这一说法，与莆田的异曲同工，也和白额春联盛行的时间更加吻合，只是难以成为广西桂林等内陆地区产生类似现象的解释。

在广西地区，人们则认为这是为了表达白发父母在上、子孙后辈需铭记长辈恩情的意思，这又契合了白额春联作为孝联的一种本身的寓意。

然而，在笔者看来，同一种做法，在不同地区衍生出不同的解释，这种现象本身值得思考。第一，放诸全国的视野，白额春联的做法局限于闽粤桂三省十几个地级市，在地理上带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二，各地盛行白额春联的做法，时间均在清朝初年；第三，白额春联都有守制尽孝的寓意，但具体说法各有所指；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白额春联盛行的城市，都曾是明末清初，南明政权从事反清复明活动极度频繁的地区。

由此，笔者推断，白额春联现象出现在中国南方部分地区，其缘起乃是清初民众自发为覆灭的大明帝国守制。早在南宋末年，福建、广东的先民就曾追随宋帝，直到崖山，他们的身体里流淌着“节义”的血液；到了明代，闽粤桂虽然地处偏远，但在科举上涌现出了在全国占据相当比例的官员、学者和士子，这在当地百姓的思想上根植了一种蒙受覃恩的认同感；再反观清初，禁海、迁海等一系列压迫政策的颁布，激化了汉满两族的矛盾，在莆田和潮汕地区就曾出现天地会、九军党等反清复明性质的农民起义。当大势已去的大明朝最终难以逃脱灭国的噩运，陷入绝望的民众，就以这种方式，为故国守制。

除此之外，由于清初正是文字狱大行其道的时代，人们害怕遭到镇压，这才出现了有清一朝的官方记录对此避而不谈或讳莫如深、民间避其要害各执一词的情景。至于在莆田，早前就曾有过假托于祭祀杨公太师以纪念陈文龙的先例，将白额春联与明朝灭国前不久的倭乱联系起来，也就不足为怪了。

据此，笔者认为莆田地区白额春联的缘起与抗倭事件无关，但它同样有着悲壮和英雄色彩的意义，正所谓非因此约而定，却以彼俗乃成，久而久之，也就成了根深 蒂固的阐释。笔者作此文，并无意于颠覆既有释义，只为致敬那些在隐姓埋名中渐行渐远的先贤和英烈。因为不论是何种解读，它们都带着一代一代的莆田人抵御侵略、对抗强权的铮铮铁骨和崇德敬祖、珍爱和平的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