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31岁时到江苏宝应县给知县孙蕙做幕宾,知县就是人们所说的县太爷,幕宾就是代写公文书信的秘书。孙蕙的家离蒲松龄很近,蒲松龄三试第一后颇有些名气,孙蕙邀请了他。蒲松龄平生唯一一次混迹官场,他观察了官场的方方面面,也坚定了进入官场的决心。有一次孙蕙问他:你想仿效古时什么人啊?他回答:“他日勋名上麟阁,风规雅似郭汾阳。”有朝一日我的名字能上凌烟阁,气派像汾阳王郭子仪。这似乎很滑稽,明明是县官请来处理文稿的文字秘书,却说将来要做郭子仪那样大的官,比县官大得多的官!其实不难理解,蒲松龄如果不想青云直上,他数十年如一日参加科举考试是为什么?
蒲松龄做了半个多世纪秀才。秀才是最低的功名,却最辛苦,总得考试。各省学道任期三年,学道一到任先举行秀才考试,叫“岁考”,岁考决定秀才的等级,考得不好降级,考到一等,有了做廪生的资格,所谓“廪生”就是享受朝廷津贴的秀才。廪生有名额限制,即使岁考一等,也得有了空额才能“补廪”。岁考第二年举行“科考”,成绩分六等,考前两等可以参加乡试,考五、六等降级。乡试三年一次,纳税多的省可以录取百名左右举人。蒲松龄参加了多少次乡试?从有关资料看,十次左右。也就是说,蒲松龄为了求区区“举人”功名,用了不少于三十年时间反复参加岁试、科考、乡试。实在太可怕也太可惜了。
我们现在旁观者清,当年蒲松龄却当局者迷。因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制度是下层知识分子改变人生命运的唯一出路。蒲松龄一直希望有朝一日金殿对策,光宗耀祖。他反复练习,挖空心思琢磨写八股文。四十多岁时他写的八股文跟当年施闰章欣赏的文章已经很不相同。可是,他还是考不上!一方面,科举腐败,金钱和权势越来越起作用;另一方面,蒲松龄很没运气。从他写的词看到他乡试失利的具体情况。他四十八岁那年参加考试,拿到考题,觉得很有把握,写得很快,回头一看,天塌地陷!原来他“越幅”了,违犯了书写规则。科举考试有严格的书写规范,每一页写十二行,每一行写二十五个字,还必须按照页码1、2、3连续写。蒲松龄下笔如有神,写完第一页,飞快一翻,连第二页一起翻过去,直接写到第三页上了,隔了一幅,这就叫“越幅”,而越幅要取消资格还要张榜公布。蒲松龄写了首词《大圣乐》描写闱中越幅的感受:“得意疾书,回头大错,此况何如?觉千瓢冷汗沾衣,一缕魂飞出舍,痛痒全无”,他痛心疾首,无颜见江东父老。
五十一岁时参加乡试,头场考完,被内定第一名,偏偏第二场考试他因病没能考完。又是名落孙山!他的《醉太平》词写:“倔强老兵,萧条无成,熬场半生。”蒲松龄的妻子刘氏比他看得开,劝蒲松龄:不要再考了,如果你命里有官运,早就位居台阁了。山林自有乐地,何必一定要“肉鼓吹”?也就是听打着板子向老百姓催税的声音呢?蒲松龄自认为他做个进士绰绰有余,只是缺少举人这个环节。蒲松龄始终通不过的,正是举人考试,《聊斋志异》反映出强烈的“举人”情结。《王子安》写到秀才考举人有七似:入场前光着脚提着考篮,像乞丐;入场后俯首帖耳听着官呵吏骂,像囚犯;进了号房写文章,上边露头,下边露脚,像秋末之冷蜂;出了考场时神情恍惚,像出笼之病鸟;等发榜等得坐卧不宁,像被拴起来的猴;听到落榜的消息,下决心再也不念了,再也不考了,四书五经都丢了,灰心丧气,像吃了毒的苍蝇;过一阵子,又做起当官的美梦,像跌了蛋的斑鸠,重新衔草抱窝。“七似”对秀才入闱的精彩概括,没有切身体会绝对写不出来。
蒲松龄在科举路上拼搏了几十年,折磨了几十年,终于明白:“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输壁,不能自达于圣明。”现在看来,蒲松龄的苦恼实在可笑、可怜、可悲。中国古代举人数以万计,世界级短篇小说大师有几个?但正是蒲松龄的可怜可悲可笑,成就了中国小说史上多篇精彩小说,《叶生》《王子安》《司文郎》《贾奉雉》等。因为蒲松龄对科举制度有深刻认识,《聊斋志异》是较早的集中揭露科举制度弊端和危害的作品。
蒲松龄十九岁成秀才,七十二岁成为贡生,相当于举人副榜,贡生有几种,蒲松龄是岁贡,所谓岁贡,又叫“挨贡”,就是做廪生做够年头,挨号排到了,带安慰赛的意思。做了贡生,蒲松龄得了个“侯选儒学训导”虚衔,“儒学训导”是哪级官?不是官,也没有品,算个小吏。封建社会有各级官学,国子监,府学,最低的县学。县学正教官叫“教谕”,需要举人出身,副教官叫“儒学训导”,而蒲松龄的“儒学训导”前边还加了两个字“侯选”,就是你有儒学训导资格,能不能做上?还得看山东省除淄川县之外,有没有空出位子,如果空出位子,再看有没有排在你前边的人。
对于年逾古稀的蒲松龄来说,贡生只带来精神安慰和小小的实际利益:四两贡银。县令却迟迟不肯给蒲松龄树旗匾,发规定的贡银,蒲松龄不得不一再上呈,请求县官给树旗匾,还声明,因为天旱少收,他欠了税,急等这几两银子交税。县令给他树了旗匾,那几两贡银蒲松龄却始终没拿到。我们现在看到的蒲松龄画像,就穿着贡生的官服,这是蒲松龄七十四岁时,他的三儿子请偶然到淄川的江南画家朱湘鳞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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