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成都风物趣谈(2)

春熙路虽然是成都最有名的商业区，不过要论历史，它还排不上第一。那个第一，就是今天王府井旁边的商业场。那时，它不叫商业场，是叫劝业场。

“劝业”这个词，最早出自《史记·货殖列传》“各劝其业，乐其事”，汉代人讲“百姓劝业”，“劝”的意思是努力从事，与汉语“劝学”“劝农”的“劝”不尽相同，后者为鼓励，“劝农”即鼓励农耕。近代日本，维新强国，政府设劝业寮，金融有劝业银行，展销有劝业博览会———他们创造性地运用“劝业”一词，将汉语“劝业”和“劝农”及“劝工”等词义相融合。

当年，落后挨打的中国，学西方也学东洋，所以含着新意的“劝业”，便出口转内销，从日本折返华夏大地。后来，清政府还专门在各省设立一个官职，叫劝业道，负责掌管各省的农工商事务。

当时的政府跟我们今天的政府一样，一大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增加GDp。今天，我们的政府搞的是招商引资，当时的政府也是这样想的，所以就搞了一个劝业场。我们今天搞的很多改革政策，看上去都是新鲜事物，其实在一百年前就有了。

1908年，周善培任四川劝业道总办，由他倡导，成都商务总会协理樊孔周筹办，选定总府街与华兴街之间的地皮，由成都著名建筑营造商江建廷承包设计修建。当年7月动工，次年4月22日竣工开场，更名“劝业场”。场内为砖木结构两层中式楼房，共有店铺一百五十余家，里头是吃喝穿用，应有尽有，而且卖的都是“名牌”、“正宗”，好比今日的王府井、太平洋、万达这些地方。于是，顾客络绎不绝，营业格外繁荣。

劝业场在成都开创了很多全新的行当。说到这，就不得不提到如今很少人晓得的樊孔周了。樊孔周很有商业头脑，他对股东说：“劝业场要想在省城一炮打响，就必须要做到八个字：‘人无我有，人有我无’！我们先要在劝业场安电灯，装自来水。”

樊孔周集股三万两，创立了“悦来公司”，自任董事长，在公司内建立“劝业场发灯部”，从上海购回40千瓦直流电机一部，在场内安装发电，并且还向清政府申请在成都的供电专利权20年，可见这个电力行业搞垄断也是历史悠久。发电可供劝业场之用，每日黄昏发电时，就只见劝业场内华光四射、灯火辉煌，围观的市民惊叹声一地：洋灯燃啰，好稀奇哦。于是，连川西坝子上有几个闲钱的农户，也头上裹个白帕子，穿起个土布长衫，邀邀约约的赶几十里路进城，专门来看稀奇、顺便买洋货。电灯一亮，个个都伸长了脖子呆看，百思不得其解：“妈哟，硬是怪呢，那个玻璃灯笼严严实实的，拿啥子火伸进去点得燃嘛？！”。千万不要嘲笑这些乡下土老财。要晓得连当代大文豪郭沫若那会正在省城读书，他看到“电灯燃了”都兴奋地写诗惊叹：“楼前梭线路难通，龙马高车走不穷。铁笛一声飞过也，大家争看电灯红。”

劝业场第二个“吸引眼球”的，是最先用上自来水。樊孔周继电灯之后，又整了个“利民自来水公司”，从南门万里桥底下的锦江中抽水用管道输送各处。劝业场蓄水池修在华兴街，所以场内用户还得雇人去蓄水池挑水，当时被嘲笑为“人挑自来水”。尽管如此，在成都，也算是开天劈地第一回了。

劝业场第三个绝招，就是“一条龙”服务：把购物、娱乐、休闲融于一体。场内是吃喝玩乐住都可以，这甚至比今天一些大型商业中心还要方便。

其实劝业场开办初期，按照周善培和樊孔周等人的设想，原是为发展地方实业，只卖本地货。但是，这种地方保护主义在市场经济下是根本行不通的。开场第一年，全场各业交易总额即达银三十三万余两，本地货营业额不到三分之一，洋货广货却是很畅销，樊孔周等商会中人觉得此情此景与劝业场和“发展地方实业”已经大不相符，于是，就在第三年改名“商业场”。不过近百年来，不少成都人仍然称它为劝业场，或劝业场、商业场混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