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岁时节日的起源与演变(2)

中国岁时节日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了若干特点，主要表现为：

1、农业文化特色。

中国岁时节日，随着一年四季的变化和农作物安排的需要，逐渐形成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节俗活动，表现了鲜明的农业文化特色，这从以下节俗活动中可见一斑。

元旦前后的立春节，看风云，占天候，预测年岁丰欠。二月惊蛰节令到来时，民间有预防虫害，预占收成的习俗。三月清明、谷雨前后是春耕播种的大好季节，不少节日如蚕月（小清明）、踏青节、禹生日、麦王生日、龙王节、清明等节日活动都与祈求丰收有关。四月立夏的节俗活动大都是围绕各地生产特点进行的。五月盛夏之初，各种灾害较多，俗称为“恶月”，其节俗活动多与防病、除害有关。夏至许多地方有“祭田婆”、摘新谷荐祖习俗。六月正值三伏酷热季节，易染疾病，因此，许多习俗偏重于消夏抗暑活动，包含有爱护生产力的意义。六月六日天贶节，不少地方农民为保护耕田要祭祀谷神。

七月七日乞巧节，从牛郎织女神话传说演变而来的妇女乞巧习俗，反映了男耕女织的经济生活。八月是一年中的收获季节，农民用新谷酬谢祖宗和家神。中秋节赏月、拜月、赏桂，有喜庆丰收的习俗。九月霜降节令，关系到来年生产的好坏，这一天各地有看晴雨、占收成的习俗。十月一日，一些地区农民庆祝牛王生日，广东有对牛不穿绳的“放闲”习俗，这是农闲之际向牛酬谢的表现，实际上是古代牛图腾崇拜风俗的遗留。十一月“冬至大如年”，农民有看雪的习俗，所谓“一九雪，九九皆有雪”。大雪可冻杀害虫，来年农事丰稔。谚语“冬雪是麦被”，其含义即在于此。

2、讲究礼仪，风俗与礼俗相结合。

每当重要节日来临，人们都要祭拜祖先，以表达对祖先的怀念。如春节供奉祖宗牌位，寒食、清明扫墓，对待死者“事死如生”之礼在节日祭祖中得到集中体现。清明祭扫本来是民间风俗，唐玄宗时列入礼典，变成了礼俗。元宵节张灯风俗自汉代形成之后，历代都以张灯、观灯为一大盛事。封建统治者对节日风俗的倡导，把风俗上升为礼俗，以礼仪教化人民，加速了节日的传播和发展，同时也把节日纳入了封建礼教的轨道。

3、传承性与变异性相统一。

中国节日具有民俗文化传承性与变异性的一般特点。节日一旦形成，便有一种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而世世代代传承下去。有时社会条件虽然发生了变化，但仍然保留有古老习俗的影子，这是节日传承性的重要表现。中国节日文化根植于数千年的农业文化之中，民间流传下来的许多节日都有2000年以上的历史，其中很多习俗是从远古时代传承下来的，至今还为人们所接受，表现了顽强的生命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节日风俗是一成不变的，相反，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变化，节日风俗也会不断有所变化，有的遭淘汰，有的被更新，总的趋势是积极因素占优势地位，落后的陈规陋习不断被淘汰。如汉代以前上已节的禊祓习俗，魏晋以后变成了郊游活动。简言之，中国节日文化传承中有变异，变异中有发展，传承与变异相统一是中国节日的显著特点。

4．民族性与地区性。

中国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汉族的传统节日如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在其他民族的地区也普遍流行。与此同时，汉族节日中也融入了其他民族的风俗，如春节在院内立灯笼杆，就是受了满族祭神杆的影响。节日中的许多游艺活动，如秋千、高跷、骑射、杂技等，原来都是少数民族的习俗。此外，由于各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差异，因而节日文化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区性特点。

除汉族节日外，其他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节日，如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朝鲜族的“老人节”，傣族的“泼水节”，锡伯族的“西迁节”，彝族、白族、纳西族、布朗族的“火把节”，土家族的“七月会”，高山族的“丰收节”等等。这些节日都有其特殊意义和习俗，与汉族节日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传统节日。中国节日的这种跨民族、跨地区的特征，是历史上民族节日风俗互相交流、融合的结果，实际上也是各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结果。在这种广泛交流、融合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了广泛的包容性，使中华民族产生了强大的内聚力，这也是侨居海外的炎黄子孙“每逢佳节倍思亲”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