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文化

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宝藏丰富，象征着几千年来，我国人民和疾病斗争的睿智。

《史记 补三皇本纪》说：“神农氏以赭鞭（一种红色的竹根）鞭（此意为采掘）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可见早在原始社会，我国的先民们，就已有了医药活动。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和生产工具的逐步改进，原始人类逐渐认识了可以治病的药物，摸索出一些原始的治病方法，并学会制作骨针之类 可供医疗的原始工具，构成了我国医药史上的起源阶段。

医药活动离不开人。原始时期，史载神农之外，有史可稽的传说中的医药人物， 大致有伏羲、黄帝、僦季贷、 歧伯、雷公、桐君、鬼臾区、俞跗、少俞、伯高等人。这些人肇开洪基，为在黑暗中摸索的原始医学，开出了一线光明。

春秋时期，巫术盛行。医巫原自不分，《尚书》有云：“周公祷武王之疾而廖。”其时以殷王朝的贤大夫巫彭和巫咸最为有名，以至《说文解字》有“古者，巫彭初作医”的说法。 然而巫医治病，也并非全然 不用药物，如《山海经？海内西经》就说：“开明者，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

周王朝时，随着社会发展和医药知识的积累，以及巫队伍本身的分化，巫、医开始分道扬镳。其显著标志是出现了专职医生和医疗分科，以及设立了医事考评制度。《周礼？天官冢宰》记载，当时有食医中士二 人，疾医中士八人，疡医下士八人，兽医下士四人，到年尾则考查他们的医事，以核定他们的级别和俸禄。

在药物剂型上，商代已有治病用的药酒，并有所谓伊尹创制汤药的说法。伊尹为商汤时大臣，他所发明的汤药，为药物相互配合后降低毒性，提高药效，并由生药向熟药过渡，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这一时期，还为后世留下了一个“病入膏肓”的医学典故。 当年秦国名医医缓为晋景公治病，诊断结果，医缓认为：“疾不可为也，在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

值得重视的是，中医临床六气致病的学说，这时也已渐露端倪。当秦国良医医和为晋平公诊疗后，曾经这样议论说：“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 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同时指出晋平公的病是贪欲女色过度，而导致神志惑乱。医和提出的“六气致病说”和情欲不节致病的见解，表明当时医家已开始摆脱“鬼神致病说”的羁绊，这对医学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和中医病因学说的形成，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此外，议论中阴阳、五 味、五色、五声等概念的形成，说明在春秋时期，阴阳五行学说已向医学领域渗透。 从战国到东汉将近700年间，中医药学从实践经验的积累， 进入到系统的理论总结，其标志是《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和《伤寒杂病论》四部划时代著作的问世。医圣张仲景确立的理、法、方、药的辨证施治原则，为中医临床学奠定了基础。此外，名医扁鹊神奇的诊法，华佗在外科和针灸领域的高超医术，淳于意开病案记载的先声等等，都是这一时期医学成就的体现。

魏晋南北朝时，系统整理医学理论又上了一个台阶。王叔和整理编次《伤寒论》和撰写《脉经》，皇甫谧编著《针灸甲乙经》，以及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和雷敦的《炮炙论》等，都在中国医药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笔。这一时期，由于战乱频繁，疫疠及外伤等疾患盛行，因此，着眼于简便廉验的实用急救方书和外伤科医书便应运而生。比较著名有葛洪的《肘后备急方》，陈延之《小品方》、《范汪方》，姚僧垣《直验方》和无名氏《刘涓子鬼遗方》等。

其中《刘涓子鬼遗方》还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外科学专书。 由隋迄唐大约400年间，在医学理论、方剂药物、临床各科和医学教育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隋唐间产生了一些名医和名著，如巢元方等编著的《诸病源候论》，分述了各科疾病的病因、病理、症状等，是我国最早的病因症候学专著。

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从基础理论、临床各科，到养生保健，均作了较为系统而又精辟的论述，在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此外，杨上善、王冰对《内经》的阐发，王焘《外台秘要》集唐以前方书之大成，都对后世医学产生了较大影响。

药物学方面，唐政府组织编写的《新修本草》，不但是我国第一部由政府颁定的药典性本草，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药典。其时，外科、妇科、儿科、伤科等都已形成独立专科，并出现了较大规模的由政府开办的医药院校——太医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