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阳地秧歌与“秦王破阵乐”(2)

第二、汾阳地秧歌至今保存有古代武士形象。

《中国民间舞蹈集成》一书认为：“汾阳武场地秧歌，演员角色造型独特，其舞蹈形式由武术动作和势法演变而来，表演套路丰富，变化多端，主要有开场大阵、二龙出水、蛇褪皮、蒜辫子、单勾心、十字花、三十六连勾、两条龙双引等。”

“汾阳地秧歌队共有十二人参加，称为十二角身。四个磕花棒的、四个打鼓的、四个筛锣的。磕花棒的由侍卫们装扮，打鼓的由太监们装扮，筛锣的由宫女们装扮。因此，磕花棒的是武士形象，一招一式都属武术套路，一身的英雄慨；打鼓的是丑角形象，时时处处表露出一种不安分的调情举动”。

这种风格告诉我们三大信息，其一，地秧歌是唐代的宫廷音乐“磕花棒的由侍卫们装扮，打鼓的由太监们装扮，筛锣的由宫女们装扮”。其二，地秧歌表现的是战地攻守形象，磕花棒的是武士形象，即：“一招一式都属武术套路，一身的英雄慨；打鼓的是丑角形象，时时处处表露出一种不安分的调情举动。地秧歌的队形变幻也融进了兵家阵势的演变，号称十二套路”。其三，地秧歌是唐太宗最喜欢的音乐。民间故事讲“唐太宗时，四海平定，天下归心。皇上闲暇无事时，便常看太监、宫女、侍卫们在一起表演一种叫秧歌的打击乐游戏”。

这不正是“被甲持戟”的活化石吗？可以认为河东地方舞蹈到了长安后，经过宫廷乐师的再创造，改编成“秦王破阵乐”，又由汾阳王的后人带回汾州。于是今天的地秧歌才那么根深蒂固，那么古怪撩人。

第三、唐代李世民河东平定刘武周，河东汾州士兵曾喜极而泣创造秦王破阵乐。

山西，唐时称“河东道”，唐朝后期设河东节度使，治所均在太原。唐武德初年，李唐天下未稳定之际，刘武周起兵朔州，唐朝在并州以南、晋州以北的城池全部沦陷，仅余西河（唐浩州州府后改曰汾州，即今山西汾阳市）一座孤城。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七记载：“先是，刘武周屡遣兵攻西河，浩州剌史刘赡拒之；李仲文引兵就之，与共守西河。及裴寂败，自晋州以北城镇俱没，唯西河独存。”“刘武周数攻浩州，为李仲文所败。宋金刚（刘武周大将）军中食尽；丁未，金刚北走，秦王世民追之。”艰苦卓绝的浩州保卫战打了一年多，浩州城中只有“浊酒，脱粟饭”，终于为李世民战胜刘武周赢得了时间。《资治通鉴》记载：“世民帅精骑击之，出其陈后，金刚（刘武周大将）大败，斩首三千级。金刚轻骑走，世民追之数十里，至张难堡。浩州行军总管樊伯通、张德政据堡自守，世民免胄示之，堡中喜噪且泣”。

经过两年多艰苦战斗，浩州（汾州）军民在见到秦王李世民的时候禁不住“喜噪且泣”，真是又哭又闹又唱又跳，与所谓“太宗之平刘武周，河东士庶歌舞于道，军人相与为秦王破阵乐之曲”完全一致，一首著名的唐代舞蹈就这样诞生了。

综上所述，武德年间刘武周叛乱时期，河东将士经历了艰苦卓绝的西河保卫战为平定叛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太宗平定刘武周后，河东道浩州（汾阳）守军喜极而泣，“歌舞于道，军人相与为秦王破阵乐之曲”，后被“编乐府”成为唐太宗最喜爱的宫廷舞蹈。民间相传后来郭子仪封为汾阳王后，将京城里的舞乐复带回汾州，成为汾州地秧歌。唐舞蹈经过一千多年的演变，虽然有些变化，但是基本形式还是武术阵式。至今，所有汾阳地秧歌的队旗都是一个巨大的”帅”字旗和龙头。

希望有关专家早日给以鉴定，从而对这一活化石式的舞蹈给以必要的宣传和保护。